2006年10月1日

〔法律〕刑事訴訟中可以舉證責任轉換嗎?

  法諺有云: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這在說明訴訟中舉證之困難,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常因舉證不足而遭敗訴之命運。民事訴訟中,原則上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比如說,原告起訴被告要返還借款,必先由原告舉證證明兩造間借貸契約關係之存在;但若被告並不爭執有向原告借錢,只是抗辯說錢已經還了,則此一清償抗辯之事實則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這可以說是一種”舉證責任的轉換”。

  此外,在一些特殊性質的訴訟中,比如說:消費者訴訟,公害訴訟等等,由於原告時常居於相當弱勢地位,很難期待作為受害者的一般民眾或消費者去舉證證明公害發生的過失,因果關係,或產品有瑕疵等等,因此,在法律的設計上可能將舉證責任轉換給被告,要求被告負起舉證自己沒有過失,或產品沒有瑕疵的責任。這也算是一種舉證責任的轉換。(當然,在此類訴訟,各國法制不同,有採無過失責任者,也有近乎完全依賴保險制度者)

  不過,不論是那一種舉證責任轉換,都只存在民事訴訟和某些行政訴訟中。在刑事訴訟裡,只有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被告在刑事程序中可以保持緘默,更沒有自證無罪之義務。因為無罪推定原則可以說是舉世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被告犯罪之成立,無論是犯罪之構成要件,違法性,可責性,均應由檢察官舉證來證明,無論如何不會”轉換”到被告的身上,這是一般人都應該有的最基本的法律概念。

  雖然說,在實際的刑事訴訟進行中,我們會看到一些動作,讓我們誤以為被告也有舉證責任;比如說,一個被訴殺人的被告提出不在場證明,看起來好像是被告在舉證,而當被告不能提出確實的證據來證明其所為的不在場抗辯時,被告在訴訟中的確會陷於不利,讓法院產生”被告可能在說謊”的懷疑,進而形成較不利被告的自由心證。不過,難道法院能單純以”被告提不出不在場證明”,就判決被告殺人有罪嗎?答案當然是不行的。就算被告提不出不在場證明,檢察官依然要就被告殺人這個犯罪事實作完全的舉證才可以。因此,舉證責任仍在檢察官,並沒有轉換到被告的身上。

  最近在電視上,看到有一位名嘴姚立明教授,不止一次的在討論SOGO禮券案的時候,提到”舉證責任的轉換”,說檢察官查到禮券一定的流向後,舉證責任就轉換到吳淑珍女士頭上,吳淑珍女士應該提出證據,證明這些禮券沒有流到自己的口袋裡面,不然就檢察官就應該認為吳淑珍女士已經犯罪了,沒有不予起訴的理由。

  這種說法,真的是完全錯誤。

  或許姚立明教授想說的是,檢察官依現存證據應該可以認定吳淑珍犯罪嫌疑重大,可以判斷吳淑珍的辯詞不可採信。但這絕對不能說成是在刑事訴訟中,被告吳淑珍女士應該要舉證證明自己的清白,否則就是有罪。這完全是顛倒是非,而且沒有法律常識的說法。

  看到這種講法出自大學教授之口,現場”資深媒體人”一片附和之聲,然後透過政論節目一再的播送,造成閱聽大眾對法律錯誤的認知,實在是令我看不下去。

  第一家庭的種種作為,其實不止是姚立明教授,我想有太多人都實在看不下去。但並不是說這家人該死,你隨便怎麼罵就都是對的。身為一個在媒體公器上發表言論的人,其批評還是要實事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懂的不應該亂講。

  在公共事務的領域,唯有以理性的態度來討論事情,才是能真正能終結台灣亂源,全體向上提升的途徑。

ps.今日在趙少康先生主持的節目中,又看到林郁芳,鄭麗文等人在罵第一家庭,罵當然不是不可以,但扯到SARS期間趙建銘請假的事情,斥之為特權云云。我又要說:縱然趙建銘罪該萬死,這件事也不能賴到他頭上。
台大是個很大很專業的醫院,SARS期間,除了胸腔,呼吸道,耳鼻喉等專科醫師不能請假以外,其他科別的醫師,因為根本沒有病人敢到台大看病,門診也都停了,為了避免感染,所以都強迫輪流休假;這件事情我問過我在台大外科和牙科的同學,確實是如此,趙建銘是骨科的醫師,在台大醫院裡並不是治療SARS的專科醫師,當然也在輪流休假之列。
我相信台大的醫師這麼多,我就認識好幾個,應該是非常容易查證的,但這些名嘴們,反正開口就是罵一串,都不知道有沒有想過,因為你亂罵了一件事,我對這個名嘴所有的言論就難免先打上一個問號了!
理性,是通往真理與和諧的必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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