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7日

【法律】不能治療的犯人

  若說起刑法基礎哲學的部份,台灣的刑事法律是抄日本,日本則是抄德國。日耳曼刑事法學之基礎大致源自黑格爾及康德之哲學。

  其中一個重要的假設就是康德所稱的【理性平均人】,康德認為每個人都有平均的理性,因此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國家可以處罰違犯刑事法律的人。

  因為假設是每個人都有一樣的理性,所以刑法處罰所針對是【行為】,而非【行為人】。一樣的行為應受一樣的處罰,不論誰這麼做都是一樣。

  這是日耳曼刑法的基礎,也是日本,台灣刑法的基礎,稱作【行為刑法】。

  然義大利起始的另一派法哲學,認為犯罪之發生,源於兩個因素,即【遺傳】與【環境】。倘若一個人有某種遺傳,處於某一個環境,必將導致某種犯罪之發生。這種說法認為人並沒有所謂的理性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故刑事政策不應該是刑罰,而是預防與矯治。故爾刑事法院所應注重者,是依行為人個別的差異,予以不同的處置;同樣的行為,大可施以不同的處遇結果。因之此派稱為【行為人刑法】,以與【行為刑法】區別之。

  【行為人刑法】的概念在歷史上曾造成某些不良的影響。比如說,以前有些國家政權,為了預防犯罪,而對某些遺傳特徵或種族加以滅絕,以防止他們【將來】可能危害社會。或者,對某些犯罪者施以長期的監禁,而原因並不是因為這些人做了什麼天大的壞事,而是依據當時所謂的”科學”,判斷依照這些人的遺傳,就算被放出來也會再犯,所以就一直關、關到死。

  時至今日,各國的刑事法律已經沒有純粹的【行為刑法】或【行為人刑法】,通常是兼而有之,大多以【行為刑法】為主,認為大部分的人都是正常的,因此相同的行為應該受相同的處罰;但也例外承認有些人的確是異於常人,而輔以刑罰以外的處遇。

  其中美國刑事法律的發展,並非源流於日耳曼的法系,因此對於【行為刑法】的傳統份際並不那麼講究;也相當能夠接受犯罪心理學、或行為科學最新研究的發現,而將之加入刑事政策中。因此,時常有許多創新的作法。

  台灣近年來也從美國抄了不少法律,其中就不乏【行為人刑法】的概念。比如說對性侵害犯罪者的強制治療,最近一次立法院通過的法律,就規定性侵害的加害者在刑期執行完畢前,要接受精神鑑定,看看有沒有再犯的危險,如果有,則在出獄後仍須受拘禁而施以強制治療,一直治到好為止。

  這樣的規定看似完善,但其危險就在於,如果一直治不好,那麼被告可能會以強制治療的形式關到死,成為變相的無期徒刑。

  這種情形看在深受【行為刑法】觀念影響的最高法院法官眼中,就不免有人直呼違憲、違憲了。

  然而,一如電影【沈默的羔羊】所演,美國這數十年對性犯罪者的研究相當精進,也做了許多個案的追蹤及統計。依目前的研究顯示,確實有些罪犯是治不好的。

  這些人在童年時期多半有過悲慘的遭遇,造成人格發展的異常,必須以犯罪來發洩其對人生的焦慮與憤怒,久而久之進而【固著】(fixation)為人格的一部分,無法治療。

  其中一種稱為【反社會人格】者(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就是完全把恩將仇報當家常便飯,理所當然。在美國有許多在獄中作輔導的神職人員、輔導師、心理治療師、社工師,與具有【反社會人格】的罪犯相處五年、十年,投注大量無私的愛心,建立了看似長期、穩固的友誼,最後卻仍然遭到【反社會人格】者的虐殺。

  另一種或稱為【病態人格】者(Psycopathic),如連續殺人魔、連續性侵、吃人肉、儀式性的虐殺狂等等。這種高危險的犯人,在美國的矯治實務上,竟然有越治療越嚴重的情形發生。

  因此,在犯罪心理學的領域中,對類似【反社會人格】或【病態人格】的犯人,認為他們之所以會犯罪,係因其精神上的病態所致,並非其理性所能自我控制,在傳統【行為刑法】的脈絡裡,這種人既然不能用理性控制自己的行為,那麼他們對自己的行為並不能負責,那麼國家就失去處罰這些人的哲學基礎,應該要無罪釋放。

  然而,犯罪心理學家幾乎一致建議,對這種【反社會人格】或【病態人格】的犯人,應予以【永久與社會隔離】,也就是施以死刑或無期徒刑,因為這種人【無法治療】,是無藥可救的一群人。

  約二十年前,美國的主流刑事法律思潮是【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這也是目前流行於台灣的【美國法律思潮】,因為台灣的法學教授在美國求學時,大致上學的就是這些。此說著重於保護被告的人權。

  然近十年來,因美國治安敗壞,連續殺人及性侵案件透過媒體報導震撼人心。美國刑事政策在小布希政府的任內可說是大轉向,大幅著重在【犯罪控制】上,【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可以說是再三退讓。現在美國警察路檢車輛的條件大幅放寬,性侵害的加害人出獄後不但要帶電子腳鐐,還要通報社區,在其住家門口及衣服上甚至要加上是性侵害加害人的標記。

  這種【侵害(被告)人權】的作法,在從前的美國是難以想像的,但現在都發生了。而其立法的基礎,除了是美國民眾對打擊犯罪的民意高張外;也在於過去對性侵害加害者的研究,發現這些人的再犯率實在是太高了(因為他們是人格病態者)。

  然而,弔詭之處就在於,研究的統計資料就是統計資料,被告卻是實實在在的一個人。

  對犯罪心理學家而言,就算可以用很科學的統計資料認定這種犯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再犯機率,只有百分之一的治癒希望。但法官面對被告的,卻是這個被告百分百的人權,萬一這個被告就是那百分之一,怎麼辦?是不是仍然要比照那百分之九十九來處置?

  法官不是犯罪心理學家;法官面對的被告的態度,也不會跟犯罪心理學家面對研究個案一樣;〔這種人〕很危險和〔這個人〕很危險,並不能畫上等號。

  行為科學上百分之一的治療機率,和法官面對被告百分之百的人權,實在是個難以抉擇的問題。在美國,有很多案例是拒絕犯罪心理學家的證詞出現在陪審團之前的。

  或許,所謂的法律專業,應該就是建立在這種價值的衡量上吧!而許多專家、學者動輒對法官判決予以顢頇、不尊重專業的批評,或許是出於對這種抉擇困難之處的不了解。

  我想,這也是因為是台灣法官在這種法律專業上的權威,不但尚未能建立,而且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吧!

9 則留言:

米格魯 提到...

民眾能不能明白法官判決的掙扎,不算是司法的專業,司法人員無從著力,這比較算是社會自己的問題,一個發展成熟的市民社會,法庭上的攻防就類似雅典城邦裡的市民廣場,是公民意見交流的虛擬場域之一,一旦願意深入暸解法庭內的各種意見,或許對判決會有種種的批評,卻絕對不至於認為法官顢頇。

就像辛浦森案,論者或云種族因素在判決中起了不好的影響、或云美國法律注重證據定罪,沒有百分百的證據證明辛浦森犯罪,他就是無罪,但是沒有人會說陪審團顢頇。

而陪審團相較於法官,還更是司法上的外行人呢!

小杜白雲 提到...

陪審團的設計其實很有趣..
其基本理念就是從不信任法官的判斷而起..
中世紀英國的法官是壓迫平民,無惡不作的形象...因此才有陪審團這種概念出現...人民的事情由人民自己判斷...
今日陪審團的組成,必需未受法律"污染"的公民才能擔任陪審員..曾經從事法律相關工作者都不能當陪審員..
因為陪審團就代表民意,當然不會被民意批評..

方向歸零 提到...

Common law的基礎是社區自治,理念上法律是反應社區平均的道德價值標準.美國的地區法官跟地區檢察長跟警長也都是民選的,本身就是反應這種社區自治的理念,所以也不是信不信任法官的問題,而是根本就沒有職業法官的系統跟概念.這也可以說是美國制度的根本精神,法律立基於平民大眾的自我管理.所以沒有外行內行的問題.司法上內行人反而應該服膺外行人的common sense,因為這才是法律的基礎.這跟大陸法系私法體系由國家菁英建立秩序的基本邏輯很不一樣.
也是因為這個國家菁英的預設,我們對司法人員的期待也會比較高.

小杜白雲 提到...

事實上..在英美的制度下法官的產生方式,並不都是民選...
在英國,法官都是由首相或最高法院的法官提名,再由國王任命,並不是民選的!
在美國,分為任命制及選舉制二種..聯邦法官都是任命制(各州也都有聯邦法官);州法官則有任命制及選舉制二種..
其實近年來,美國公眾對於選舉法官興趣缺缺,因此各州州法官的產生,似仍以任命制為多!
但英美的法官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那就是"法官不是公務員"...而是三權分立下的獨立機關..就像沒有人會說立法委員或國會議員是公務員一樣...
然而德國,日本,台灣一系的法官產生都以考試為之..總免不了比較有公務員的特徵在內...
但像台灣一樣,對於法官沒有法官法的專門法律,而法官的薪水,職等,考績等,還要一併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考試院銓敘部管制的情形,就真的有點萿後了!

Bruce 提到...

美國州法院法官,依選舉而任命的比例其實很高。如果加上所謂的retention election(第一次由任命,但續任需選民投票),則比例更高。以初審法院法官而言,有39州以選舉方式選出。相關資料可參考: http://www.abanet.org/leadership/fact_sheet.pdf

法官民選有歷史淵源,也有思想背景。但「司法權也要向公眾負責」是很重要的思維。

謹供參考

小杜白雲 提到...

感謝指正!

法官經由選舉產生,也有不少弊端。如果有連任壓力,不免在審判上會有些偏差,美國法官都是律師出身,因此多少有些有利有錢當事人的譏評。

不過好在美國的法官傳統良好,又有陪審團將認定事實這件最有爭議的事情接去做,因此法院在人民心中還是具有相當大的權威。

小杜白雲 提到...

補一篇報導,是馬里蘭州對於法官選舉制度的批判。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2/09/AR2010020903524.html

Bruce 提到...

法官用選的,的確問題很多。
他們的州檢察總長(也就是司法部長)與各區檢察長,多半也是民選。
「政治化」的好處與壞處在美國都看得很明顯。
不過對於沒有那樣司法與政治傳統的國家,民選可能更是災難。(

小杜白雲 提到...

沒錯,在台灣,如果法官用民選的,應該會是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