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9日

【法律】我快要近視了

  「審判程序,專以筆錄證之」,這是台灣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因此,筆錄在台灣的刑事訴訟中,佔有非比尋常的地位。我們甚至可以私底下說,想要寫出無懈可擊的判決,必先控制你的筆錄。

  台灣的現代刑事訴訟制度雖係全盤移植自國外,但其刑事訴訟審判之實質,仍留有中國古代刑事訴訟的一些特徵。

  比如說,再民國初年起至約ㄧ、二十年前的判決,都喜歡用【案重初供】這個觀念,也就是認為在警局黑箱作業中所作被告的第一次筆錄最為可信;直到近十年來人權意識的深化與普及,才終於將【初供】踢到一邊,而以證人在法庭上的證言為主要的供述證據。

  然而,時至今日,以【筆錄為審判之中心】此一特性,仍像魔咒一般緊扣著台灣刑事訴訟法實務的運作。

  在古代的中國,一方面沒有錄音、錄影的技術,一方面沒有陪審團這種設計;也沒有法院獨立的觀念;為了防止縣太爺誤判、亂判、草菅人命,所以特別注重筆錄的製作與保存,以供上級(如宋朝的提刑官)得以覆核檢驗。因此,在中國古代刑事訴訟實務上,十分專長於比對各份口供內容的出入、矛盾之處,以查其是否有違背常情,不合事理之處,判斷有無屈打成招之可能,而作為平反冤抑之基礎。因此,在這種時空背景下,筆錄是很重要的!

  這樣子的刑事訴訟習慣,我覺得一直沿襲到民國以後的法院,並隨之影響台灣刑事法院的運作迄今。

  在英美的陪審團制度中,是由非法律人士之一般民眾組成陪審團聽審,讓陪審團去”覺得”那個人講真的,那個人講假的,而做出有罪或無罪的決定。法庭有速記,但無筆錄。陪審團也不必交代說他們認定有罪、無罪的理由,是因為採信證人A的這段話,或證人B的那段話,他們只憑一個整體的印象來判斷。

  台灣的職業法官就不同了,由於認定事實的法官,除了地方法院的法官、還有高等法院的法官;甚至身為法律審的最高法院法官也常常透過各種手段來干涉事實認定的問題。那麼沒有實際和證人面對面接觸的高等法院法官及最高法院法官,就只能靠著筆錄來認識事實,另一方面,也只能藉由筆錄來挑下級審判決的毛病。

  最常見的便是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時常指摘,某某人在什麼什麼時候說過一句什麼話,和某某人在另一個時間所陳述的什麼什麼情節有出入,原審對此不同之處,竟然沒有交待為何採信這段話,而不是採信那段話的理由,應該再如何如何詳查云云;然後將判決撤銷發回更審。

  其實,人類的記憶力有限,對於過去發生的事情,一個誠實的證人,其先後的陳述都難免都會有些出入。更何況,有時刑事法庭開庭的狀況,簡直像是在舉辦一場說謊大賽,故意扯淡的有之,避重就輕者有之,更多的情形是講謊話的人講到連自己都以為是真的。

  這種情形下,各種說法千奇百怪。要形成一個誰說謊,誰講實話的印象雖然不容易,但隨著經驗的累積,還是可以判斷。但若要一一交待每個證人的每段證詞有那裡那裡不同,是那邊那邊比較可信,那實在是大工程。當然,最高法院要在這其中雞蛋裡挑骨頭就更容易了。

  而為了控制這種判決可能被撤銷的損害,逼使認真的台灣刑事法官花很多心力在控制法庭的筆錄上,如何使每個人的筆錄內容趨於一致,不要蕪雜蔓延,扯出容易被挑毛病的地方;個性強悍者,可能就在不損傷原意的情形下,作選擇性的紀錄;個性溫和謹慎者,就必需對於證人間陳述有出入的部份,一一詳細垂詢,非得問出一個道理不可(比如說,那一次是記憶不清啦!那一次是講錯啦!那一次我的意思是這樣,但是筆錄記的意思有所出入等等)。

  也由於法院是如此重視筆錄,迫使律師、檢察官也不得不緊盯筆錄,以免在判決中遭受挫敗。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推行了法庭筆錄電腦化,現在台灣的法庭上擺滿了電腦螢幕,三個法官一人一個,書記官一個、檢察官、被告、律師、證人座位前也各有一個;並要求書記官將法庭上的活動及當事人陳述全部在開庭當場輸入電腦,讓大家現場就可以看到筆錄的內容。

  然而,中文輸入在先天上就比英文打字慢很多,連美國都只能用速記來做法庭紀錄,事後再將速記轉譯為法庭陳述紀錄發給律師參考;而使用中文輸入的台灣,居然要求書記官必須在法庭上,當場把當事人所講的話打在電腦螢幕上,讓大家同步觀看。照理說,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然而,台灣的司法改革就這麼幹下去了。

  因此,台灣的刑事法院在開庭時,必須完全遷就書記官的打字速度,律師或檢察官想要像美國電影中那般神勇的一個問題緊接一個問題,將說謊的證人逼到死角,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事。因為,書記官打字的速度跟不上。連問題都還沒打完字,豈容被告搶答,更別說是連珠砲式的問題了。所以目前訴訟指揮最常出現的指令往往是:等一下,你講太快,書記官打字跟不上;你再講一遍,剛才講太快聽不清楚,沒有打到電腦裡;律師請稍待一下,剛才那個問題打字還沒有打完;證人你先不要講,等我們書記官問題打完之後你再講。

  話說到頭,筆錄應該是法庭活動的紀錄;法庭上的眼神,應該是集中被告或證人的臉上,這樣才能從被告或證人的表情來判斷所言是否可信。然而,現代台灣的刑事法庭上,大家的眼光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時間,都放在電腦螢幕上,就怕書記官打字錯誤,造成難以收拾的後果。

  天啊!我都快要近視了!

附註:法庭紀錄由錄音行之,事後再請人繕打成筆錄,應該是個可行的方法。但推行上可說困難重重,經費不足及品質控管不易固然是個問題;但這種將筆錄撇到一邊去的做法,完全違反台灣法律實務多年來的慣行;不但法官、檢察官難以適應,連律師都不能習慣。前些年針對律師做過一次調查,大律師們咸認法庭筆錄電腦化是最受歡迎的措施。夫復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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