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1日

【法律】刑求的時代與困境(兼談蘇建和案)

據說在二十多年前,美國的FBI、蘇聯的KGB與台灣的調查局舉辦過一場偵查技術的比賽,比賽的內容是要在一座廣大的森林裡找出一隻大野狼,誰的時間用的少,誰就獲勝。

首先上場的是KGB,他們採用人海戰術進行地毯式的搜索,花了五小時又二十三分鐘逮到了這隻大野狼。接下來上場的FBI幹員,搬出了最先進的紅外線偵測儀器,只花了二小時又十六分鐘就完成任務。

此時,只見最後上場的台灣調查局幹員,一個人拿著一支警棍走入森林中,不到五分鐘就走出來了,手上抓著一隻小白兔,小白兔一看到等候在外的大隊人馬,馬上抱著頭說:「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我承認我是大野狼!」

以上雖是笑話一則,但台灣確實曾經歷過普遍刑求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尚未引進科學化的刑案偵辦技術,亦尚未培養足夠且素質整齊的警務人員(不獨警察機關如此,很多其他部門也有相同的困境),所以說,遇到不是政治案件(可以羅織罪名)的真正刑事案件時,警方要破案可真是不容易啊!

此時,用土法鍊鋼的刑求手段來取得證據之王,即被告的自白、共犯的互咬,就變成警察最有力的辦案手段。

雖然說馬克斯的唯物主義有很多必需修正的地方,但他老人家以物質條件來分析歷史的理論,具有一定的客觀性。我們可以說,當一個社會有犯罪存在,需要警察來打擊犯罪,但警察的科學辦案能力又明顯不足時,那麼這個社會就會相對地容忍警方使用刑求的手段來辦案。

刑求取供是違法,是法所不許的。這個規定雖然很早就寫在台灣的刑事訴訟法中,但放在那一個有點黑暗的歷史情境下,難免就有點「規定是規定、執行是執行」,或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作法,來適應那個時代的物質限制。

適應的當然不只是社會大眾,尚且包括了檢察官以及法院。

如果說一個法官堅持刑求取供就判無罪的原則,會造成所有的案子都要判無罪時(因為當時的警察除刑求外別無長技),那麼這個原則無可避免會修正成「眼不見為淨」,大家都知道刑求很嚴重,卻都假裝沒有看到刑求的可能性存在,除非有證據證明有刑求,否則就當作是被告的狡辯,不予採信。

而這一切,必然是整個社會的物質環境有了提昇(人權意識也有提昇),在某個案子中法官採取了嚴格的見解(受了學界長期批評後,多少要有的動作),驚動了警察機關,查覺到時代變了,而且當時也開始具備了科學辦案的技術,有了充足的警官學校畢業的員警,物質條件上可以不靠刑求來破案了。

過了這一個突破點之後,刑求取供就從一個普遍性的現象變成一個在特殊情境中才會出現的現象(比如說在肉票獲釋之前刑求抓到的嫌犯,要他供出肉票的下落,這種事不只台灣有,前陣子的新聞在德國也發生了)。

對此,我們可以說,台灣的司法人權提昇了。檢察官、法院被要求應先調查被告之刑求抗辯,最高法院開始嚴格的要求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甚至於證人在警詢中所言都原則上無證據能力了。

在這個時代,我們有了現時的人權標準來評價一個案件從偵查到審判的所有過程。

然而,歷史是不會憑空消失的!

在台灣的司法制度下,有些案件在不斷更審的訴訟程序中,活生生的把二、三十年前的情境(當然,包含了當時的物質條件)搬到了今日的法庭上。

在此,且讓我先跳到美國說說他們的案例吧!

關於強姦這種犯罪類型,犯罪的時候通常只有被害人和被告兩個人在場,被害人很可憐,歷歷指述通常看起來非常可信。但事實上,在那種極端緊張的環境下,被害人很容易看錯、記錯、指認錯誤。被害人在主觀上很誠實,但在客觀上可能錯誤百出。尤其是美國是多人種的國家,指認異人種的錯誤比例據後來的研究是相當的高。

二、三十年前,並沒有所謂的DNA鑑定技術。所以陪審團認定被告有罪,通常就是靠著被害人的指認而已。

二、三十年之後,DNA鑑定技術成熟了,當年採自被害人身上的檢體,如果有保留下來的,送去鑑定,發現有不少根本和被告的不同。這些被告都被釋放了。

沒被釋放的那些呢?可能是當初沒有採檢體,也可能檢體保存不當被毀損了,所以沒有機會再作DNA的鑑定。這些人中間難道沒有無辜的被告嗎?一定有!這件事大家都知道,但美國政府並沒有把這些人都放出來。在過去,既然那樣判了,也只能尊重當年的歷史,當年的判決,也就只好這樣了!

回到台灣,針對於性犯罪,現在已經有了標準作業流程。一個被害人報案之後,要先做什麼,再做什麼,要如何採證、如何保存、如何填表,都有規定。

所以說,如果有一個女子控訴某人強姦他,逃出狼口後馬上就報案了,在法庭上指訴歷歷。而在今日的法庭上,這個案子如果沒有採集檢體,沒有DNA鑑定,而只有被害人指述,縱然沒有採集檢體是警察的錯,不是被害人的錯,法官可能還是會傾向去用無罪推定原則來判被告無罪。因為這個時代的物質條件如此充足,證據若有不充足的地方,那不利益不當由被告來承受。

相同的案子,若發生在二十年前,一樣的被害人供述,由於沒有所謂的標準流程加DNA技術,所以很可能是要判有罪的。

也就是說,法院心證之形成,亦不能自外於時代的物質條件。

說了這麼多,其實講的就是我們小時候在作實驗時,老師說的「邊界條件」這個觀念,邊界條件要先確定,實驗才有意義。申而言之,在討論一個刑事案件時,時代的邊界條件要先能確定,討論起來才不會失焦。

假設我們現在審理一件發生在二十年前的性侵害案件,我們就不能以沒有DNA證據為由,來認定被告無罪;由於沒有了這項有力證據,被害人指訴在證據評價上所占的比例,必然只好大大的提高。這就是物質條件的限制。

會寫以上一大堆文字,是因為讀了這本由張娟芬所寫的《無彩青春– 蘇建和案十四年》。張娟芬是一個很認真的作者,不但長期關注這個議題,而且她是看完卷宗(應該是得自律師)才寫書的,並不是無的放矢、夸夸其談的名嘴式人物。

讀完本書之後,我只能說我不能再同意更多。只是有一點小小意見覺得可以補充一下。

如果說,蘇建和案發生在今天,警方交出這種辦案成果,那我想無可置疑的,法院只能判決無罪了!依今日警方的辦案水準(物質條件),這個案子的採證有這麼多的瑕疵,其不利益當然不能由被告來承受,只能作無罪推定。

只是,我們應當用今日的物質標準來檢驗二十年前的證據嗎?我們應當用今日的人權標準來檢驗二十年前的警察辦案方法嗎?

如果答案為「是!」,那麼這個案子想必是要判無罪的!

但由本案反覆發回的訴訟歷程來看,顯然法官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為「不是!」。我猜想法院對本案的立場,還是認為要回到二十年前的物質情境,用當時的物質條件來認定本案的事實。

就像是前述的美國強姦案件,如果在今日可以用DNA檢驗排除被告涉案的可能,那麼當然應將被告判決無罪釋放(美國是直接釋放,並沒有再判無罪)。如果沒有DNA這種證據,那麼只好還是採用原來的判決結果了!

很多人不願意坦白承認的一件事情,就是二十年前的台灣警察刑求的很嚴重,而當時的檢察官及法院,是默許刑求的證據進到司法系統裡面來的,因為如果將這種證據全部排除,司法系統在懲治犯罪的功能將嚴重的癱患,恐怕不是當時社會所能接受的。

但蘇建和案上上下下的一大堆判決,當然不會承認刑求這一點,因為即便在二十年前,刑求取供也是違法的。所以說,判決理由裡恐怕寫的還是不能證明有刑求這件事。

張娟芬的書,以及聲援蘇案的人權團體,覺得法院顢頇得不可思議,因為依照現在的標準,有沒有刑求是檢察官要證明沒有刑求,而不是被告要證明有刑求,而本案的證據顯示警方刑求的可能性如此之高,法官怎麼能視而不見呢?

他們覺得他們的訴求擲地有聲,哀歎司法之不公。

然而,我必需陳明的一點是,在這個案件中,我相信承審法官是陷於一種爭扎,他們被迫去想像在二十年前的物質條件下,這個案子的證據,究竟能不能證明這個犯罪事實。他們不能接受用今日之物質標準去判準二十年前案件的這種作法(雖然這麼做其實比較容易),他們覺得這樣並不是正義。

我相信在他們的意識中,必然相信本案是有刑求的,然而,二十年前那個案子沒有刑求?二十年前的法官在面對這種狀況時,應該也曾發展出一套面對刑求的認知判斷依據,在什麼情況下,刑求的結果是不可信的,又在那一種情況下,雖有刑求,但求出來的結果是可信的。

法院當然希望能在今日找到像是前述DNA鑑定這種關鍵證據,倚天一出,誰與爭鋒的了結此案。大家曾寄希望於李昌鈺身上,然而李昌鈺模稜兩可的答案顯然沒有倚天劍的威力。

於是乎,這個案子幾乎變成了一個死結,因為當年查的證據,依據當年的標準也許夠了(也許不夠,這是法官心證之難處!),但依據今日的標準明顯不足,然而時間過去了那麼久,二十年了,今日再也查不到什麼證據來幫助這個案子了。

收到本案的法官,只好一再想像二十年前那個殘破不堪的邊界條件,希望這個實驗再做一次,能有個結果。而這個不能明白闡述的理由,不能在判決中表現出來,所以只好一再一再的寫出令人誤解的判決書。

(張娟芬在書中寫到蘇案被告在檢察官前的自白,經聆聽好不容易找到的偵訊錄音帶後,發現檢察官問案的語氣不耐,三言兩語就想結束,有誘導訊問之嫌,語氣與筆錄之記載相差很多云云!殊不知當時的檢察官問案像他書中所述的,已經算是客氣了,筆錄記載要旨,沒把否認寫成承認,就算合格了!--也就是說張娟芬用現代的標準來銓釋這份筆錄,和法院設想用二十年前的標準來認定這份筆錄的證據力,應該是有相當落差的!)

這真的是一項歷史的共業。至於什麼是正義,正義於本案要如何實現,正義於本案的標準又在那裡?我真的也沒有答案。(而且本文也無意於討論正義,這個題目太過艱難,我只是想陳述一些對事實、歷史的猜想。)

如果是我,我傾向用今日嚴格的採證標準,就用無罪推定將本案判決無罪吧!雖然我沒有把握這是最正義的決定,但往者已矣!用判決作為司法人權的一種宣示,至少是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的結果。蘇建和等人若真的是兇手,這些年來的拖磨也足夠懲罰他們了吧!

但,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我想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會發生。或許,等到最高法院、高等法院的法官都已換血變成年輕人,年輕到他們無法想像民國八十年的物質條件是什麼,那個時候,或許會作出最終的無罪確定判決。

7 則留言:

原生地 提到...

最近司法的問題真是火紅啊!
試想坐在上面的、檢控的及被告,
都是罪犯,真是情何以堪啊....

大頭青 提到...

這本書我也看過,但就沒小杜兄這麼深刻。
我也是認為時空背景不同而應該有不同的體諒,不過該案承辦的檢察官目前剛好在花高分檢,其作風嘛……我大概可以想像,那書中所述偵訊錄音帶內容的真實性……

小杜白雲 提到...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如果不隨時代改進,到今天就會顯得無比落後。

前陣子被收押的法官、檢察官們,不正是如此嗎?

他們在高院形同被冰凍了十幾年,這兩年一解凍就聚集在一起出事,實在是。。。。。

oyjn 提到...

小弟只是路過的. 對於蘇建和案, 我認為即使在那個刑求的年代中, 他的證據也是非常薄弱, 所以才在這20年當中, 沒有一位法務部長敢簽署死刑.

這件事對小弟最大的感觸是, 國內司法官的養成似乎就是大學畢業, 考國家考試, 考上了受完訓就是法官, 這樣沒有受過任何社會歷練的人就要來判定人的生死, 而且也沒有什麼退場機制, 法官除了犯下非常明顯的錯誤, 如:收賄, 好像也沒聽過哪個法官不適任下台的. 我認為這樣的養成教育並不足夠.

小弟並不是司法從業人員, 想法應該有許多錯誤, 也請小杜兄指教.

小杜白雲 提到...

是不是非常薄弱?

從歷審判決有罪居多的情形來看,依當時的「平均標準」而言,恐怕不是很薄弱!

在過去的時光裡,有被告在檢察官前的自白,又有共犯臨死前的指證,證據是相當強的。

關於法官的養成,本來就有不同的系統,我們的情形和日本、韓國、法國、德國等也差不多,他們也是菜鳥來當法官。只要是用考試來遴選法官者,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年紀太老了,考試通常考不過年輕人!

英國、美國等地,法官用選的、用提名的,才會出現資深者(當過律師、檢察官)當法官的情形。

法官的身分保障,是某些法官怠惰的保護傘,但卻是維持法院中立超然地位的必要手段。

法官的退場機制,必然要設計得非常獨立而且透明,讓政治的黑手伸不進去,否則司法獨立將形同虛設。

重要是法官法要通過啊!不然法官的身分保障是憲法明文,不能亂動的!

Aura 提到...

說到這個,
那個屈打成招的笑話真的有夠老,
我小時候就聽過這種笑話了……

今天ㄟ頗頭版又是司法弊案,
啊……


版主所說的科舉取士制度真是弊端嚴重,不過在台灣這種地方用推薦的,問題搞不好更多……


頭痛啊……

小杜白雲 提到...

時代的遺緒沒有清理乾淨,總是個病灶,難保在壽終正寢之前沒有發病的一天!

換個角度想,今天能發病,或許也不是一件壞事,畢竟是有了不願意被搓圓仔湯的法官,才會讓事情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