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日

【讀書心得】讀胡適《戴東原的哲學》有感( 二)

前文參照:【讀書心得】讀胡適《戴東原的哲學》有感( 一)

前文提到宋明理學受到佛教禪宗的影響,比如說朱熹主張半日打坐、半日讀書,強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要求那「微言大義」;又比如說王陽明一方面說要「格物致知」,卻又主張「致良知」。總之,宋明理學家認為作學問存在一種類似禪宗「頓悟」那樣「一旦豁然貫通」的大覺悟,而主張窮畢生之力去追求這種「大學問」。

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資質啊!

故爾宋明理學的末流,就變成清談、空談、滿腦空想的無能腐儒了。

明亡後,思想界認為這種宋明理學之弊,足以亡國,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有識之士就紛紛跳出來反對了。

比如說顧炎武,由他出名的著作《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名稱看來,就知道他是反對那種「一旦豁然貫通」的宋明理學。他的基本態度是應該要腳踏實地好好的做學問,一日有一日的進步,而不是妄想那種一旦頓悟,世事莫不了然於心的空中樓閣。

如《日知錄》裡批評理學家:「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又說:「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出自〈與友人論學書〉)

胡適指出,當時攻擊宋明理學不出兩個根本方略:「一是證明先天象數之學是出於道士的,一是證明那明心見性之學是出於禪宗的;兩者都不是孔門的本色。」

胡適在這兒用「證明」這個詞兒,也就闡述了清儒經學最重要的特色。

中學時讀歷史,談到所謂「乾嘉之學」,也就是「考據、訓詁之學」,老師說這是因為清初大興文字獄,株連甚廣,造成作學問的人噤若寒蟬,只好一一龜縮起來作考據的小學問。

彼時覺得很有道理,待讀了《戴東原的哲學》之後,才驚覺上開說法簡直是對那一、兩百年之內的學問家的莫大侮辱。難道一、兩百年之內就沒人有LP嗎?

需知宋明理學以下,朱、王學派的影響力是很大的,不但是通說,還可以算是欽定本。你要攻擊朱、王,說他們講錯了,可不是像電視上的名嘴打打嘴砲就可以的,你要能夠「證明」他們錯了,才算數啊!

要如何證明呢?那就是挑毛病。朱、王講過那些話,對聖人之言作了些什麼解釋,那麼就找出證據證明他們解釋錯了,也就是說去證明朱、王等大儒錯解了字義、文義。

而談到字義、文義,就是訓詁、考據的「小學」之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小學之道,無他,就跟上小學一樣,認字而已。而要證明一個字在古時候是什麼意思,古時候的發音是什麼,就要舉出「本證」及「旁證」,「本證」就是指同一本書裡的字相互比對證明,「旁證」就是用其他書來相互比對證明。

比如說「服」這個字,古時候發音是「逼」。顧炎武著《唐韻正》裡總共找了一百六十二個證據來證明,如此一來,就叫人不得不相信了。

從而,清儒用這種方法去考據「道」、「性」、「心」、「理」、「欲」這些字在古時候是什麼意思,就發現宋明理學大家朱、王等人許多引經據典的解釋、說法是錯誤百出而不可採信的。

因此,考據之學是清儒攻擊宋儒重要的學術手段,他們用考據的死功夫成功的證明宋儒所言是錯的。

胡適說,這就是一種「科學的精神」。

此外,胡適說清儒的特色是「言必有據」,但據又分為兩種:一種是證據(Evidence),如顧炎武用的「本證」、「旁證」;另一種是依據(Authority),如惠棟之流的學者引漢儒的見解來駁斥宋儒,以漢儒較古為由,作為權威來壓倒宋儒之見。胡博士當然是稱許前者,而認為後者不可取。

其實,胡適本人的學問,有一大部分也是出於這種「乾嘉之學」,他老人家要大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固然是西學之功,然於其中學亦屬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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