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3日

【書法】也談《也談何紹基的書法》

最近老師指定一篇文章給大家發表讀後感,如下:

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ollection/2003-08/21/content_1037193.htm


《也談何紹基的書法》




新華網 ( 2003-08-21 08:57:52) 稿件來源:石獅日報


陶何紹基,毫無疑問,為晚清大師級書法家。時人譽其“數百年書法于斯一振”,作品至今受到海內外藏家珍護。


何紹基曾有一件壬戌(1862年)十一月臨寫的《石門頌》全本墨跡冊頁傳世。張大成在《解放日報》文博版第69期,撰文稱這件冊頁“筆勢沉雄峭拔,豪邁奇崛,抽象靜思,超然靜然。在臨寫結體上充分顯示了《石門頌》橫空出世,熱烈奔放,具劉邦《大風歌》雄厚爽直之韻。綜觀全書,法度嚴謹,沉穩凝重,氣韻豪放,神融筆暢,集千年法書之大成,是大學問家、大革新家的書法藝術,全面地再現了《石門頌》肅穆敦厚,含蓄蘊藉,橫豎沉著,自然灑脫,圓勁遒緩之風。在臨寫的意境上有力地開拓了《石門頌》,‘隸中草書’之神,通篇柔中含剛,入神化境,縱逸飛動,意態超然,極富浪漫想象之氣”,是很有見地的。收藏大家錢君則有”頗為難得,極其名貴,今影印行世,實為書法界之大幸也”的評說。此本冊頁,已由上海畫報出版社按原寸宣紙印刷,限量發行1000冊。


筆者也藏有一件何紹基臨寫《石門頌》全本墨跡冊頁,為晚清收藏大家宮本昂舊物,內有“泰州宮氏珍藏”、“延蝶仙館”、“宮子行玉父共欣賞”、“宮子行同弟玉父寶之”等收藏印鑒。此本冊頁寫于1863年仲冬,書後跋語稱“癸亥(1863年)仲冬月十七、八、九日臨,天氣雪後大寒,望再得雪也。昨略晴,今大晴,吾兒慶涵十七日從京師歸。


蟲爰叟記。”可見,何紹基臨寫《石門頌》甚勤,乃至不畏大寒。也許是擁有何紹基臨寫《石門頌》1863年本子原因,我對其探究興趣愈加濃厚。


讀罷何紹基詩文五十卷九十余萬字,始知其臨寫《石門頌》主要依據三個本子:


一是1825年得奚林和尚藏舊拓本。


二是1825年後陸續得山東歷城藏書家周永年“籍書園”所藏舊拓四幅。何紹基稱:“《石門頌》者,‘籍書園’所藏舊拓四幅,流落散失。陳晉卿得第四幅留置吾齋,繼而楊旭齋以首二幅來,李子青以第三幅來,遂成全璧”。


三是1855年初秋,四川嘉定知府李文瀚贈本。何紹基跋語記載此事,說“鹹豐乙卯(1855年)初秋,余已卸蜀學使事,即為峨眉之遊,先至嘉定府,為李雲生(即李文瀚,字雲生)太守款留署齋者三日,論古談詩,荷花滿眼,至為酣洽,插架書帖甚富,瀏覽之余,快為題記。見余心賞是拓,臨別遂以持贈。拓本甚舊,非百年氈蠟,余所藏《孟文頌》(即《石門頌》,又稱《司隸校尉楊孟文頌》),此為第三本”。三何紹基一生臨池之功,至老不廢,初學顏真卿。


何紹基喜臨顏真卿所書《麻姑仙壇記》大字本,他認為顏書各碑意象種種不同,唯此碑“獨以樸勝,正是變化狡獪之極耳”。其曾于蘇州廠肆得一宋拓本,狂喜,跋稱“歷卻流轉,神光炳峙,璞逸厚遠,實為顏書名碑之冠”,後因酒後出帖示客,忘卻收檢,夜間失袱,幸帖無姜,稱嗣後“雖有借閱者,亦不出屋矣”,又稱“大小《麻姑仙壇記》,余兄弟每見即收,每與友于閒靜時,出多本互相評賞,並他帖古拓,縱橫滿幾,色香無際,以為至樂”。


何紹基又喜臨顏真卿書《爭坐位帖》,題崇恩藏宋拓《爭坐位帖》詩雲“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他認為習顏書者,尤先習其莊楷,若驟摹是帖,即墮入惡道矣,詩雲:“欲習魯公書,當從楷法起。先習《爭坐帖》,便墜雲霧裏。未能坐與立,趨走傷蹶趾。烏乎宋元來,幾人解道此”。四何紹基對歐陽詢、李邕也有高度評價。他認為有唐一代,書家林立,然意兼篆隸,涵包萬有,則前唯歐陽詢,後唯顏真卿,非虞世南、褚遂良諸公所能頡頏也,又說唐初四家,虞世南專祖王羲之,褚遂良、薛稷純乎北派,歐陽詢從隸書入手,以北派而兼南派,“乃一代之右軍也”,稱歐陽詢所書《九成宮醴泉銘》“宏整而近闊落”,《化度寺塔銘》“遒緊而近欹側”,《皇甫誕碑》肅穆而近窘迫”,唯《虞恭公碑》“和介相間,行神俱足,當為現存歐書第一。”何紹基強調,欲學歐陽詢必當從其子歐陽通所書《道因碑》問津,說若初學執筆,便模倣《化度》、《醴泉》等,“譬之不挂帆而涉海耳”。


何紹基在跋重刻李邕《法華寺碑》拓本時,高度概括李邕所書《端州石室記》“敦樸”,《麓山寺碑》“遒勁”,《李秀碑》“肅穆”,《盧正道碑》“精麗”,《靈岩寺碑》“靜逸”,“龍興寺額”四大字“雄厚”,皆各造其妙,“而純任天機,渾脫充沛,則以《法華寺碑》為最勝”,又認為繼歐陽詢之後惟顏真卿、李邕“各能出奇,可于是鼎足,而有唐書勢,于是盡矣”。五
何紹基書宗顏真卿同時,參以北魏《張黑女墓志》等碑版意趣,乃得峻拔奇宕氣勢,自成一格。


《張黑女墓志》,峻宕樸茂,結體扁方,雖為楷書,有隸書遺意,原石久佚。何紹基于1825年,覓得此墓志舊拓本,凡十二頁,每頁四行,滿行八字,為傳世孤本,大喜過望,自稱得此拓本後,“旋觀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遊汴,復入都旋楚,戊子冬復入都,往返二萬余裏,是本無日不在篋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賞,所獲多矣”,又稱“余既性嗜北碑,故摹倣甚勤,而購藏亦富,化篆、分入楷,遂爾無種不妙,無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每一臨寫,必回腕高懸,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約不及半,汗浹衣襦矣”。


何紹基對陶弘景(謚貞白先生)所書鎮江焦山《瘞鶴銘》也推崇備至,說“自來書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貞白此書者”。曾冒雪拓碑,有“笠戴大雪拓《鶴銘》,凍字蛻出神勝形”句,晚年認為《瘞鶴銘》與《黃庭經》合觀“最為得訣”。六


何紹基晚年專攻篆隸,攻隸尤勤,使其書法更添渾厚雄重之氣。


何紹基寫篆書始于20歲,攻隸似乎始于45歲,即1844年。是年其題崇實藏四明本《華山碑》帖時稱,“嗟余老矣甫習隸,遍訪翠墨為渴饑”。之後,曾上嵩山手拓東漢隸書碑刻《太室石闕銘》。主講山東濼源書院期間,得知東漢隸書碑刻《衡方碑》在汶上縣野田中,即囑縣令移至學宮,精拓四本,稱此碑“方古中有倔強氣”。如此搜尋並研究漢碑,感悟出“楷法原從隸法遺”的真諦,這便是他“數百通”或曰“百數十過”臨寫《石門頌》和其他漢碑的原因。張舜徽撰文介紹《東洲草堂文鈔》二十卷時,稱何紹基“摹漢碑每種至數百通,晚年乃無一相似者,神明變化,自成一體。”《清史稿》作者則稱其“遍臨漢魏各碑至百數十過,運肘斂指,心摹手追,遂成一家,世皆重之”。何紹基臨寫《華山碑》時稱:“《華山碑》,人間三本,都經吾眼”,又有“每日午窗勾勒細,兩三行靜覺嚴寒遣”的感受。


何紹基平生苦肄書,用意在蒼莽,書法重骨不重姿。他認為書道“貴有氣有血”,如氣余于血,便成就不了大丈夫,為此提出“海船乘巨浪,使筆如使槳”,又提出“使筆欲似劍鋒正,殺紙有聲鋒有棱”。尤其在他頓悟出“懸臂臨摹,要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務得生氣”之後,每著書作數字,氣力為疲,自謂得不傳之秘。正因如此,當他見到鄧石如篆隸及刻印後說:“驚為先得我心,恨不及與先生相見,而先生書中古勁橫逸,前無古人之意,則自謂知之最真”,作鄧石如詩曰:“懷寧布衣鄧完伯,奇氣肞山曾當代只,遍陟名山涉怪水,支撐巨笠軒高屐。腕間創出篆分勢,掃盡古來姿媚格。作印何嘗等遊戲,耿耿元精壽金石。”何紹基書法與鄧石如書法,實有相通處。



讀後感如下:

有幾個地方很有趣:

1.文中寫何紹基20歲寫篆書,到45歲才攻隸書。這個學習經歷很有趣,中間為何會落掉25年。

2.何紹基領悟「楷法原從隸法遺」,何以忽略了行書、草書的影響?這算不算是「偏見」?而影響了他的風格。

3.何紹基認為唐楷第一是歐陽詢,再來就是顏真卿。顏真卿寫楷書的起筆常以篆意入筆,就是用筆尖去戳紙,而不是45度角的起筆,這是否和何紹基20歲就攻篆書的經歷有關?他自稱「化篆、分入楷」,指的是這個嗎?而篆書的復興,趙子昂居功甚偉,何紹基習篆書不受趙字風格的影響,也很奇怪!

4.何紹基寫字「懸臂臨摹,要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務得生氣」、又「每一臨寫,必回腕高懸,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約不及半,汗浹衣襦矣」。但依常理判斷,古人寫個墓誌銘,應該不會如此費力才是。何紹基的寫法,恐怕不是「古法」,而是他自創的新法,而造成他獨特的美學。

5.由本文看出,何紹基在漢碑用功甚深,可能著力於將墨蹟寫成石刻的質感,而由此發展出獨特的技術,受到時人的歡迎。此為其風格之所在,但不具普遍性,故意去學,可能反而有害其他書體的練習。

2 則留言:

中途島 提到...

寫個字而已,有需要這麼累嗎?

還「汗浹衣襦」咧...

小杜白雲 提到...

何紹基從清朝到民國至今,在書法上享有大名。

這不知是不是一種行銷手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