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5日

【法律】到底能不能上訴?(高檢署應如何面對李慶安二審無罪判決?)

最近李慶安女士的雙重國籍案經高等法院判決無罪,引起社會一片譁然。接著又引起了本件判決可否上訴第三審的爭議,高院、高檢恐怕會留給大眾一個互踢皮球的印象。

先引用一篇報導作為背景說明:

雙重國籍案李慶安無罪  院:可上訴 檢:已定讞
2011-08-24 中國時報 【郭良傑、蕭博文/台北報導】
李慶安雙重國籍案,檢方原本認定李慶安自始不具公務員身分,依普通詐欺罪起訴;但高院認為檢方二審時改主張李具公務員身分,雖然判她無罪,但認為可上訴三審,為此,李慶安無法在二審獲得無罪定讞,須視檢方是否上訴而定。詭異的是,檢方認為自始至終都未表明要追加起訴或聲請變更起訴法條,不解法院何以如此判決?
高檢署檢察長顏大和表示,台北地檢署當初依詐欺罪起訴李慶安,經台北地院判刑後,全案上訴高等法院,對判決結果,將等收到判決書,確定案件是否定讞,才能研究後續作為。
高檢蒞庭檢察官表示,從未主動追加起訴或聲請變更起訴法條,是審判長當庭諭知辯護律師、公訴檢察官就普通詐欺罪與貪汙罪的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一併辯論。
法界人士指出,李慶安原被起訴罪名不能上訴三審,二審檢察官沒要求變更起訴法條,也沒追加起訴,李案應該到此為止確定。且檢方從起訴到一審都不認為李慶安具公務員身分,上訴二審的理由也只針對偽造文書,二審檢察官不可能拿石頭砸自己的腳而改稱李具公務員身分,院方堅稱可上訴、檢方認為全案定讞,法律見解出現罕見的重大歧異。
據了解,高院認為,檢方在二審主張李慶安明知有雙重國籍,卻未告和知主管機關,若採「實質認定」,李慶安即涉犯貪汙治罪條例的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合議庭當庭提醒檢察官,是否改認定李慶安具「公務員」身分,檢方同意李是「公務員」,合議庭因此就李是否涉貪汙治罪條例論罪,最後仍判無罪。
對檢方可能上訴三審,李慶安的辯護律師蔡世祺表示尊重。他說,一般詐欺罪二審定讞,公務員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是三審定讞,兩罪的構成要件相同,差別只在涉案人的身分是否為公務員;既然高院合議庭認定李慶安未涉及詐欺,也沒有利用職務詐取財物,他對三審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關於台灣刑事法院審理的對象為何,本部落格之前已有一篇文章論之,其中部分內容可以引用如下:

  「不告不理」是全世界正常刑事司法制度的原則,如果沒有「告」,法院則不能「理」,以法院的「被動性」來制約法院判決近乎「無上」的國家權力。問題是:什麼是「告」呢?在台灣的法制下,「告」指的是檢察官的「起訴(公訴)」和自訴人的「自訴」;「自訴」是台灣法制賦與「犯罪被害人」例外享有的訴訟權,因為是例外,所以暫時不論。本文僅就檢察官提起公訴這個部分加以說明。


檢察官提出「起訴書」送交法院時,會記載三個東西:「犯罪事實(包含被告是誰)」+「證據」+「所犯罪名及法條」。而法院審理的對象是「犯罪事實」。只要是起訴書「犯罪事實」所提到的內容,法院就「可以」並且「應該」加以審理。

至於這個「犯罪事實」構成什麼犯罪?觸犯法條為何?法院並不受檢察官起訴書上「所犯罪名及法條」的內容所拘束。這和某些國家法制下,檢察官可以用「罪名」來控制法院審理範圍的情況不同。

舉個例子來說,在台灣,檢察官起訴甲搶了乙的東西,犯「搶奪罪」。法院調查證據的結果,如果認為甲其實是趁乙不注意的時候,用和平的手段將東西摸走,則可以判甲「竊盜罪」;如果認為甲是用強暴脅迫的手段讓乙不能抗拒才交出東西,則可以判甲「強盜罪」。



  而在法院審理範圍受起訴「罪名」拘束的國家,依上述二種事例,法院則只能判甲「無罪」,再由檢察官另行就甲所犯「竊盜罪」或「強盜罪」起訴。

又譬如說:在台灣,檢察官起訴甲偷了乙的信用卡去盜刷買東西,請求法院判決甲犯「竊盜罪」。而法院調查證據的結果,如果認為罪證明確,那麼本件應該要判甲「竊盜罪」(偷信用卡的行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盜刷時在簽帳單上簽名的行為)及「詐欺罪」(盜刷別人信用卡取得財物的行為)三個罪名。



  雖然檢察官在起訴書中,一個字都沒提到甲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詐欺罪」部分的「罪名」及「證據」,但是只要檢察官在「犯罪事實」中有寫到這些犯罪行為,法院就「可以」並且「應該」加以審理。如果法院假裝沒看到而未予審理,則構成「已受請求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

因此,觀察臺灣的刑事司法案件,最主要是看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是什麼,只要是「犯罪事實」中所提到的犯罪行為,法院都有加以裁判的「權力」和「義務」。



承上所述,若我們看李慶安女士這次的雙重國籍案。我們可以發現檢察官自始至終認為:被告李慶安因具備雙重國籍,所以其所任之公職應屬自始無效,故其因公職之故所取得之財物報酬,應為詐欺所得。因為認定李慶安沒有公職的身份,所以不會構成貪污,而起訴其所犯為一般的詐欺取財罪。

這樣的法律見解,為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所接受,因此判決被告李慶安有罪。

但上訴到了高院,(依報載)高院法官認為被告李慶安並不是不具公職身分(我在猜,高院法官們是認為在中選會撤銷李慶安的當選之前,李慶安仍具有民意代表的身分),所以其所得薪資報酬等,應該是其服公職的對價,並不是詐欺。

然而,依前開說明可知,台灣的刑事訴訟制度,並不以「起訴之罪名」來拘束法院;而是以「起訴之犯罪事實」來拘束法院。

所以說,如果本件起訴書已經載明了被告李慶安明知自己有雙重國籍,仍參選;當選後又故意隱瞞雙重國籍,而不法領有高額薪津等事實。

那麼,即便高等法院認定被告李慶安的公職身分並非自始當然無效,其請領薪津並非刑法第339條所定之詐欺取財罪。但若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被告李慶安之行為可能另犯有其他貪污治罪條例之罪時,法院應告知被告李慶安可能涉犯之所有罪名,諭知檢察官加以舉證,並加以調查審理,如認有罪,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檢察官之起訴法條並加以判決。

那有沒有一種情形,是法院不能變更起訴法條的呢?

有的。比如說檢察官起訴某甲收受贓物,但法院開庭審理後,發現那個東西根本是某甲自己偷的,某甲所犯應當是竊盜罪。依最高法院的看法,檢察官起訴的事實是收受贓物,與法院認定的竊盜,根本就是兩種不相容的犯罪事實,因此,法院應當判決某甲被訴贓物罪部分無罪,另促請檢方另行偵辦某甲所犯之竊盜罪。此時,法院不能自己變更法條為竊盜罪來對被告論罪科刑,否則就是訴外裁判,其判決違背法令。

因此,如果高等法院認為被告李慶安所為不構成普通詐欺罪,但有可能構成其他貪污之罪名。那麼,高等法院可不可以變更起訴法條加以審判呢?

此時,首先要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的記載,是否有包含到被告李慶安可能構成貪污犯罪的事實。其次,則要在法律上探討詐欺罪與其他貪污相關罪名在解釋上可否視為相類的事實,而不是完全不相容的犯罪事實,亦即,法院若於此變更起訴法條,是否會踩過「不得訴外裁判」那條紅線。

如果是可以變更起訴法條的情形,那麼高院應該要自己對被告李慶安涉犯之貪污罪名加以判決。如果是不能變更起訴法條的情形,那麼高院應該在判決理由中加以說明,並促請檢察官對被告李慶安所犯之貪污罪名加以偵處。

如果是可以變更起訴法條的情形,高院卻僅於審判中諭知兩造辯論,卻沒有自己加以實質審理或判決,那麼就是高院太偷懶,檢方應對此提起上訴,請求最高法院糾正高院的作法,將高院判決撤銷並發回高院更審。

如果是不可以變更起訴法條的情形,那高院就普通詐欺判決無罪在程序上是對的;判決後附記「檢方得上訴」是錯的。但檢方如不認同高院的看法,認為本件應該是可以變更起訴法條的情形,仍可提起上訴,訴諸最高法院的意見。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法院判決的意見並不一定是一致的,法官各本於其對法律之確信而為判決。只要不違反立法院通過的法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解釋、最高法院的判例,就同一問題,是很有可能出現不同的審判庭有不同的法律意見。

所以說,本次高院認定被告李慶安仍具有公職身分,所為不構成詐欺取財,可能另外構成貪污罪名的意見。不一定其他的法官也持相同的看法。因此一旦這個詐欺無罪判決確定了,檢方另行起訴被告李慶安犯其他貪污罪名時,受理該案的法官可能認為公職身分是自始當然無效,所以只構成詐欺,不構成貪污,但因為詐欺部分已經判決確定了,所以還是只好就貪污部分判無罪。

此外,也有一種可能是檢方自己堅持被告李慶安之行為不構成貪污,只構成詐欺,所以不再另行起訴。

也就是說,我們或許認為李慶安女士所為,若非構成詐欺,就是涉嫌貪污。但在所有訴訟程序結束後,可能因為程序上的陰錯陽差,她一條罪名都沒有成立。

若要避免這種情形發生,那麼高檢署應當要對高院之判決提出上訴,指摘高等法院既認定被告李慶安所為另涉貪污罪嫌,卻未加以實質審理,有已受請求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請求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總之,就是不能在此刻放棄上訴。否則,此一無罪判決一旦確定,檢方未來若要另行起訴李慶安涉犯貪污罪,將處於極不利的地位。其不利之一,即如前所述,未來的法院可能認為本件應該是成立詐欺罪,但此罪已經判決確定,不能再判;其不利之二,即未來的法院可能認定本件是成立貪污罪,但又認為此一貪污之事實與前案起訴詐欺之事實乃是同一案件,同一案件一經前案判決確定,後案即不能再為判決。凡此二種情形都會造成檢方起訴的失敗。

所以,高檢署一定要先上訴,取得最高法院的一個說法,才方便後續的處理。萬一高檢署的老爺們心裡不爽,要和高院賭氣,不上訴就是不上訴的話,那李慶安就賺到了。

還是,有其他的壓力將促使高檢署不上訴,就不宜多作無謂的猜測。且將此案留待他日公評吧!

7 則留言:

小杜白雲 提到...

依最新的報導,高院已經認定被告李慶安所為,也沒有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的情形,所以在貪污部分也是實質上認定無罪。

在認定無罪的情形下,本來就沒有變更起訴法條的空間。

因此,高院利用辯論的機會,使公訴人當庭說出被告李慶安可能有公務員資格,變成本案可能涉犯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而欲以此創造一個檢察官起訴有論及此一刑度較重之罪,而可以上訴第三審的情形。

只能說,法官當成精了!

小杜白雲 提到...

檢察官若於二審審理程序中,曾就罪名加以爭執,則其爭執之罪名若可上訴第三審,仍是容許上訴的。

本件法官設法「創造」出檢方曾經爭執罪名的樣子,就留有一個可否上訴三審的爭議空間。真是法官當成精了!

高檢署應當上訴,把決定權留給最高法院。

中途島 提到...

不是法匠,是法棍。

小杜白雲 提到...

李慶安這種行為,到底構成何罪,其實頗費思量....

試舉一例,某公所雇人清理化糞池,規定需年滿二十歲始得應考,結果有名十八歲之人謊報年齡考上了,並且挖大便挖了一年,每月領得台票2萬元。

一年後,被人發現年齡造假。

此時,解雇他當然是沒問題。

然其所為是否構成詐欺24萬元薪資之犯罪?

這在法律評價上其實是有點模糊的。

匿名 提到...

看來看去全屬有心人的技術操作,一招高過一招,只能說想偷師的就儘管拿去用吧!

Unknown 提到...

看完了法官的解說,讓我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原來台灣的法律就像面對山上的落石,雖然外面攻擊不斷,但是我東躲躲、西閃閃;

ㄟˊ~ 就脫身了。

只能說,法律只保護懂法律的人!

匿名 提到...

撇開法律層面探討(這部份本人也力有未逮),僅就論述平衡度而言,個人以為相當理性持平,純粹就事論事,此篇文章值得稱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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