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7日

【新詩】致香港

(歪詩一首)

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
你是肛門忍不住的大便

秋來小城
糞至肛門

天空非常希臘
普選    非常    香港

這次我離開你
是煙   是淚   是夜晚
你笑了笑     一棒朝我頭打下去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你達達的槍口是死亡的祝福

中國是中國人的通行證
香港是香港人的墓誌銘
看吧    在那彎曲的天空中
飄滿了誰人鍍金的倒影

如何解決健保制度中的「藥價黑洞」?

在許多國際評比中,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總是名列前茅。但健保財務惡化,即將破產;健保給付不足,造成血汗醫護,主要科別招收新血卻「四大皆空」;而藥價一砍再砍,國際大藥廠也再三揚言要退出台灣市場等等。

在這些議題中,有很多人把責任歸給所謂的「藥價黑洞」。認為藥廠和醫院勾結,低價買賣藥物,卻向健保局申報高價,是造成健保財政困難的主因。

但是,什麼是「藥價黑洞」?洞在那裡?我想只有認識「藥價黑洞」在健保給付中「結構式」的存在,才能想出真正有效的解決方式。

舉例而言,假設醫生開給你一種健保給付的藥物叫「A藥」,且看在目前這個健保制度下,你跟「A藥」會發生什麼關係。

如果你去醫學中心台大醫院看病,醫生開了「A藥」給你;又如果你去你家旁邊的「騜耳鼻喉科」就診,醫生開了「A藥」給你;又或者你響應政府醫藥分業的政策,取得醫師的處方箋之後,到你家隔壁的「神珠西藥房」拿了「A藥」。對你來說,是沒有差別的,因為這個買「A藥」的錢,都是由健保局給付的。也就是藥給你吃,健保局會把錢付給台大醫院、「騜耳鼻喉科」或「神珠西藥房」。

而「A藥」既然是一樣的,健保局付給台大醫院、「騜耳鼻喉科」及「神珠西藥房」的錢就是一樣的,假設是一顆新台幣二十元好了。

而「A藥」是誰買進的呢?是健保局統一購買後,再發給台大醫院、「騜耳鼻喉科」及「神珠西藥房」嗎?當然不是的。健保局沒有能力做這件事,而且這樣做會妨害自由市場,大家也不敢把這麼多錢交給政府官僚來管理。

所以你拿到的「A藥」,分別是台大醫院、「騜耳鼻喉科」及「神珠西藥房」各自向藥商買的。

「神珠西藥房」是小本經營,進貨量不多,所以藥商也懶得理他,一律照批發價十八元賣「A藥」給「神珠西藥房」,所以「神珠西藥房」賣一個「A藥」可以賺二元,扣除營業成本之後,算是合理的利潤。

「騜耳鼻喉科」生意還不錯,病人蠻多,用藥量也多,所以藥商願意以一顆十三元的價格提供「A藥」給「騜耳鼻喉科」,所以騜醫生每開一顆「A藥」出去,「騜耳鼻喉科」就可以向健保局拿二十元,賺到價差七元,算是有點好賺了。

台大醫院是一個超級大戶,為了讓「A藥」在這個醫學重鎮有更高的占有率,以獲取行銷廣告上的利益,藥商決定不計血本的以一顆五元的價格提供「A藥」給台大醫院。所以台大醫院每賣一顆「A藥」,就可以向健保局拿到二十元,扣除實際藥價五元,一顆賺到的價差就高達十五元,是成本價的三倍,簡直就是暴利。這就是大家所稱的「藥價黑洞」。

好吧!就算上面三種藥價都被健保局查的一清二楚,又怎麼樣呢?

健保局根據查價結果要調降「A藥」的藥價,調成十八元,「神珠西藥房」就要倒了;調成十二元,「騜耳鼻喉科」就要賠本了,而給付十二元,台大醫院賣一顆「A藥」還可以賺七元哩!

所以,查價怎麼能「有效」解決藥價黑洞的問題呢?

政府難道要強迫台大醫院把明明可以便宜買到的藥,用貴的價錢去買嗎?

政府難道可以強迫藥商賣少量的藥給「神珠西藥房」時,價格也要和賣給台大醫院這種大戶一樣嗎?

前者不合理,後者也不合理,在不合理的基礎上,政策推行怎麼可能不出問題呢?

所以健保局一直在「查價」,簡直就是查心酸的。健保局說給付藥價太高,對台大醫院這種情形而言,有理;藥商說藥價給付太低,對「神珠西藥房」而言,也有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民眾只好看得一頭霧水,不知伊於胡底。

只有了解「藥價黑洞」是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之後,才能思考真正的解決之道。

方法一,健保局可以採用浮動藥價制度,同樣的「A藥」,給付台大醫院六元、給付「騜耳鼻喉科」十四元、給付「神珠西藥房」二十元。如果真的做到這個程度,藥價黑洞就不存在了。

但這個方法註定是困難重重,因為給付制度會變得極為複雜,每種藥每間醫院的價格都不一樣,管理成本勢必居高不下。再者,若醫療院所在藥價這部分無利可圖,他們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去跟藥商殺價?反正買多少報多少,大鍋飯大家吃,搞不好藥商賣到好心情,還可以有「另外的回饋」。

因此,方法一是行不通的。

那有沒有方法二呢?我知道確實有,多年前某女性官員曾經提出,但被否決了。我覺得她的說法非常有道理。

承前例:健保局給付的藥價,一定要能讓「神珠西藥房」存活,才會合理。也就是說,「A藥」一顆應該要給付二十元。但是大醫院的大量採購,一定可以跟藥商殺價。而健保局可以跟醫院分享這部分的價差。比方說,醫院可以保留百分之五十的合法利潤,其他百分之五十還給健保局。

也就是說台大醫院買一顆「A藥」只要五元,與健保局給付標準二十元間,有十五元的價差,那台大醫院可以保留其中七點五元,算是他努力殺價所賺到的;另外七點五元就還給健保局。「騜耳鼻喉科」比照辦理,茲不贅。

如此一來,醫療院所才會有「誠實報價」和「努力殺價」的動力。因為殺越多,賺越多,而且是合法的錢。另一方面,健保局有了藥價價差的回流機制,也就不必牽就健保財務困難,一直不合理的刁難種種健保給付,搞得醫生和藥商都很受不了。

接下來,健保局再去查價,看看藥商是不是把「A藥」的價格哄抬成三十、五十元、一百元,這才有查價的意義。

把合理的利潤給出去,再用重罰及加強查緝來嚇阻藥價作假,一推一拉之間,藥價黑洞的問題才能解決。而這麼有創意的方案,據說當年在長官害怕「圖利醫院」的考量下被否決了;又或者事實上是各大醫院並不願意把藥價差額吐回給健保局,因為這是他們最大的財源。

然而,良善的制度應該是對於醫護人員的尊重,理應提供醫療專業行為合理的給付,而不是開一檯刀只給付幾百元、一兩千元這種侮辱性的價碼。而讓醫院從藥價中去賺取利潤來經營,亦未必全數回饋到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身上,反而給了醫療機構經謍者上下其手的空間。

全民健保已是台灣社會安定重要的基礎之一,主政者豈能不深思再三?

2014/10/7刊於民報

2014年10月2日

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讀台灣史,不可不知台灣的殖民史。此等學術研究現在頗為不少,但若可讀讀當代人物在時代現場目擊的觀點,當更為可貴。台灣人囿於被殖民者在經濟、學術上的弱勢,在提出論述的能力上,當然不如占盡優勢的殖民者(但不是沒有例外)。因此,在這個課題上,便不得不讀日本人的著作。

在人類學的領域,諸如鹿野忠雄、伊能嘉矩等等,由於楊南郡先生長年努力翻譯及推介,較為大眾所知。而矢內原忠雄教授所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則是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不可不讀的一本書。

矢內原忠雄先生,何許人也?二戰前,曾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教授;二戰後,則曾出任東京大學的校長。他是一位基督徒,在日本軍國主義喧嘩的時代,仍堅持和平主義。

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矢內原先生寫了一篇〈國家的理想〉,略謂:「國家的理想是正義與和平,而非用戰爭的方法來欺壓弱者。不論是國內或國際上,強者欺壓弱者的手段就是暴力,而最嚴重的就是戰爭。偉大的國家必須堅持理想,無法堅持理想的國家,即使看起來非常強大,實際上是跟亡國沒有兩樣。」

說出這種言論後,即使矢內原忠雄貴為東京帝大的教授,也不得不被迫辭職。

戰後,矢內原先生又表示:日本的戰敗是真理的勝利,由此證明世界中迎合權力或潮流的學說必定是錯誤的,這是此次戰爭給人類社會最大的教訓。

由是可知,矢內原忠雄是這樣的一位人格者,他的學術觀點應當不會是附和軍國主義的官樣文章。當然,我們無法苛求矢內原在當年就採用「台灣史觀」來著述,但其學術人格之客觀與持平,是值得信賴的。

事實上,矢內原忠雄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在當年更被台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雖然在日本出版,但禁止輸入台灣。

《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是一本學術論文,讀來可能頗為枯躁!還好有何義麟教授改寫成較為通俗的版本,書名為「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由台灣書房出版。展讀之後,對台灣歷史又有不同的視野。

這本書,真的應當列作中學生台灣史課程的補充教材才對!不然,日本的岩波書店於2001年重新發行《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單行本及文庫本,並列為「傳給21世紀日本人的名著」之一。日本人讀而我們不讀,豈不又輸了一截?

以下,作一些簡略的讀書筆記:

矢內原忠雄分析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不同,在於西方(英、德)各國的帝國主義,是在其國內壟斷資本的積極活動下,催促、要求政府奪取殖民地,准許資本家經營專利性的殖民公司,比方說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而日本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未達到這種階段,也就是沒有出現帝國主義的內在壓力及需求;而只是在意識型態上,以政治及軍事活動加入了西方帝國主義的競爭。

簡單來說,西方的帝國主義,是因為他們工商發達之後,錢太多,多到本國吃不下,所以才外出發展及掠奪。但日本的帝國主義雖然也掠奪,但骨子裡其實是沒錢的。

因此,此種日本後進式的帝國主義,並沒有資本家帶著國家前行;反而是國家要投入大量的資本,去幫助資本家「升級」。在台灣,最明顯的就是台灣銀行的設置,日治時期台灣的諸多經濟投資及建設,背後最大的金主就是官方的台灣銀行。

而當年的日本國會還曾經討論過到底要不要放棄台灣這個「錢坑」。由此可見日本帝國主義在內部的矛盾。

總之,由於日本社會的經濟發展階段尚未達到西方帝國主義者的程度,因此,日本對於台灣這個殖民地的經營,就不能像英國對待印度一樣擺爛。他必需先動用國家資本將台灣建設成一個可以對外賺錢的地方,然後才能吸引資力不足的日本資本家到台灣來投資。

在國家直接、間接的支持下,日本資本家也在台灣驅逐了外國資本(如英商怡和洋行)、壓制了本土的資本,而取得壟斷的地位。再藉由這種壟斷地位,累積資本,以台灣為基礎,對外發展(比方說,台灣製糖會社於1927年的獲利,在台灣部分高達823萬日圓,在日本國內卻僅有17萬日圓)。也可以說,台灣資本的累積,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資本的累積,也是推昇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動力。

對日本本國人而言,這些在台灣的投資,是全體納稅人出的錢。但投資後在台灣所賺的錢,卻是由這些取得壟斷地位的日本資本家吃乾抹淨。這是嚴重的變相補貼,也是相當不公平的事情。細思之,這種情況在今日的台灣仍然存在,許許多多的大企業將資本外部化,推給社會大眾承受(如污染),若發生嚴重後果則由政府拿全體納稅人的錢出來解決,企業的利潤卻長期為資本家收進口袋,這或許是一種「後殖民」的表徵。

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這種日本資本的壟斷,使得台灣的資本家在階級鬥爭這件事情上,常常是和無產階級站在同一邊。因此,台灣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運動互相糾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比方說台灣文化協會(連溫卿)與農民組合(簡吉)、台灣民眾黨(蔣渭水、蔡培火..)與台灣工友總聯盟(蔣渭水),資本家與無產階級都曾經走在一起。

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資本投資受到總督府特別的保護,因此,當日本國內不景氣時,資本就大量流入台灣。而透過官方(如公債)及私人管道(如公司),也會吸收台灣本地人的資本。然而,以台灣銀行為例,雖然叫做「台灣」銀行,但放款的對象幾乎都是日本資本家,這也限制了台灣本土企業的發展。

而由當時台灣的進出口貿易統計可知,台灣大體上是日本食品原料特產品(茶、樟腦、米)的供給者,同時成為日本工業產品的市場;同一商品則以高級貨品供應日本,再設法進口次級品。也就是說,台灣人並非先滿足自己的消費,再將剩餘輸出,而是將自己生產較為高價的米賣到日本,再對外買米補充島內的需求。

這是標準的殖民地剝削關係。二戰後,台灣在政治上雖然已非日本的殖民地,但上述殖民地的經濟現象仍長期存在,現在也未完全絕跡。比方說,台灣產出最高等級的水果,都是外銷日本,賺取外匯,次級品才賣給本國市場。這或也是一種後殖民現象。

在教育上,現在普遍認為在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提供了台灣相當良好的教育,普遍提昇了台灣人的知識水準。但,這種說法可能是和同時期中國的情況相比,才能有此結論。

依據矢內原忠雄所述,日治時期台灣最缺乏的就是初等教育,但總督府無視於這種需求,反而大量投資於高等教育,以便讓日本人子女壟斷高等教育的機會,形成頭重腳輕的教育體制。這種殖民教育的特徵即在於培養統治的幫手並採取愚民政策。(按《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成書在前,殖民後期台灣總督府有推行普及教育。)

以1926年台灣學童就學率來看,日本人不分男女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台灣人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男童百分之四十三、女童百分之十二);原住民則因有特別補助,免費就學,就學率達百分之七十二(男童百分之七十四,女童百分之六十九)。

不知是否因為教育不普及的關係,早期台籍菁英的形象是有點貴族化(也有例外,如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雖貴為菁英,卻完全是土俗的形象)。而原住民在當時基礎教育所占的優勢,竟在戰後的社會競爭中完全失敗,其前後政策的差異及影響,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矢內原忠雄又提到,若以總督府的施政方針來看,大致可以1918-1919年作為分水嶺,前期以兒玉、後藤等軍人總督的理念為主,強調台灣的特殊性,對台灣人施以歧視性的警察統治,以維穩、發展資本主義,確立日本官僚及資本家勢力為要事;後期則以田健治郎等文人總督的訓示為準,改採內地(日本)延長主義,注重教育、文治及民族融合,發展島內產業,並強調台灣與日本的結合。而這個進程也符合當時西方帝國主義的流行,可見日本人仍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

矢內原忠雄在此則批判總督府不謀公平對待台灣本島人之要事,只會在教育上推行所謂的國語(日語)政策,就想要同化台灣人,終究也只是徒然。更進一步而言,矢內原忠雄也指出給予台灣本島人更多參政權,也會提高台灣人的民族意識,進而引發民族運動。因此他說:帝國主義的發展,必然是帝國主義的矛盾發展。

至於要如何化解矛盾,矢內原忠雄在台灣東部發展一事上曾經提出建言:「首先應考慮現存日本人移民村的改革(即現今花蓮縣吉安鄉),其次保障平地原住民權益,讓山地原住民下山定居,並收容西部本島過剩人口。然後在此排除資本家企業的入侵,收購會社關係的未墾地,讓日本人、本島人、原住民都能以自耕農或協同的方式進行生產,不讓西部的鉅額資本累積與大量商品出口的型態出現,在此協同的經濟關係上,形成一個和平、自由的社會。」

歷史證明,矢內原的理想沒有出現,花蓮吉安鄉(原名吉野鄉)的日本移民,在不堪原住民的報復性獵殺後,又集體遷走了。而矢內原的建言,於今日台灣東部的發展現況,諸如沸沸揚揚的美麗灣事件、立霧溪口設置大型場館的計劃等等,難道沒有值得好好反思的地方嗎?

此外,矢內原忠雄比較了日本兩個殖民地,即台灣與朝鮮。發現台灣的財政獨立,人民所得較高,初等教育普及率也高;但政治發展上卻是落後於朝鮮。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有地方選舉制度,朝鮮人擔任官吏的人數較多,更有數家朝鮮語的報紙,這些在警察統治下的台灣都沒有。

我在想,基於歷史發展進程無法跳級的史觀來看,這會不會也是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如強人倒台、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總統入獄...),總是落後韓國一步的原因呢?這又是一種後殖民社會的比較嗎?

另一方面,對比日本殖民者在台灣較在朝鮮更為威權,而台灣經濟發展則優於朝鮮這件事來看,恐怕也是「有效率的高壓統治」可以創造「高度經濟發展」的一項佐證。但矢內原忠雄也提醒我們,這種經濟發展其實是「殖民地樣式」,其目的不在求住民生活水平之提高及幸福之增加,而在於提供壟斷資本家更大的利潤。

在台灣及南韓,這種現象恐怕仍然存在。依然有好多人懷念「威權時代的社會安定」,不論是認為日本時代治安有多好,或是兩蔣時期都沒有街頭抗議擾亂社會秩序,乃至現今仍有人認為環保抗爭會拖累經濟發展等種種論調,都在在顯現了我們至今仍未能擺脫「殖民地樣式」的發展模式及思考陰影。

區區小記,不足以盡意。這本書寫的雖然是過去的事,但仍可促發對現在的思考。考其源流,梳其脈絡,歷史中的我們原來如此,所以如此。認清自己,對於未來當破當立之處,才能有更深刻的視野。

2014-10-2 刊於民報

流轉家族: 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

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有一本書,台灣人不讀真的可惜。

下山一牧師的一生,牽連在台灣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中。他以一個信仰者的心平氣和,留下這段珍貴的口述歷史,由其女兒下山操子執筆而成的《流轉家族: 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不僅僅是珍貴至極的史料(包含大量的老照片),更是感人至深的故事。

好故事要留給自己看!權且說說下山一在大時代中被捲入的重大歷史機緣。

下山一的父親下山治平是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所倚重第一批的理蕃警察,在殖民政府的「和蕃」政策下,受命迎娶泰雅族馬烈巴社的大公主貝克‧道雷為妻。這椿政治婚姻,在台灣總督府的政策中,預定以三年為期,期滿後日本警察可以無條件的結束與原住民女子的婚姻關係。

下山治平與貝克‧道雷雖因政治而結合,但有了感情。下山治平留在台灣維持了十五年的婚姻,最後才因故返回日本。貝克‧道雷則至死不願意離開家鄉。

下山一身為日本警官與泰雅族大公主的長子,上的是日治時期專供日本學童就讀的小學校,並一路讀了高校及師範學校,花崗一郎(Dakis Nomin)及花崗二郎(Dakis Nawi)都是他在求學時期親炙的學長。霧社事件發生時,下山一的母親及妹妹就在那個莫那.魯道大開殺戒的小學操場上,因母親貝克‧道雷有泰雅族的紋面,始倖免於難。

霧社事件的起因之一,是因為日警壓迫賽德克族勞役過於繁重,其始作俑者即霧社分室主任佐塚愛佑。他和下山治平同是當年總督府「和蕃政策」之下的警察,也是下山一自幼共同生活的父執輩。

佐塚愛佑迎娶泰雅族馬悉多翁社頭目的公主亞娃依‧泰木,育有子女。後來兩人的長子迎娶了下山一的妹妹;次女則嫁給下山一的弟弟;兩家人可謂親上加親。而佐塚愛佑的長女佐塚佐和子即是日治時期著名電影「沙鴛之鐘」的幕後主唱,該片女主角李香蘭為紅極一時的巨星。書中附有佐塚佐和子、李香蘭與下山一的合照。

下山一的父親下山治平由台灣返回日本後,有緣受日本黑龍會老大頭山滿的賞識及幫助,成為殷實的商人。書中並附有下山一、下山治平與頭山滿的合照。黑龍會為孫文革命早期的贊助者,與中國國民黨有很深的淵源,頭山滿在日本政界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也由於下山治平事業上的成功,下山一雖為「蕃人」之子,仍得以下山家長孫的身分迎娶幼年在埔里的美女同學,出身貴族之家的日本小姐井上文枝。兩人結婚之後同住在台灣。

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投降之後,國府接收台灣,絕大多數的日本僑民被遣送回日本。然因貝克‧道雷堅持不願意離台赴日,欲終老於家鄉山林。下山一夫妻乃決定留在深山裡陪伴母親,斷了日本的歸鄉之路。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共產黨活躍人士謝雪紅曾逃亡藏匿於中部深山,也曾求見下山一及其弟下山宏。並勸說下山一應以泰雅族(賽德克族)發動霧社事件之精神,加入台灣反抗軍的行列,共同抵抗中國國民黨的軍隊,但為下山一所拒。

不料此事種下禍根,後來下山一成為國府整肅的對象,屢遭嚴刑拷打,要他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日軍及謝雪紅等反抗軍的下落。

歷經艱難,下山一全家終於申請歸化為中國民國國籍成功。在充滿險阻的戰後台灣,因其身分特殊,求職不易。後來隻身前往由美援所興建的高山觀測站任職達五年之久,從事沒有人願意去做的工作以謀家計。

日後下山一雖與日本親人取得聯繫,下山一異母之弟並曾希望動用黑龍會與國民黨的關係,讓下山一全家再歸化回日本,但為下山一所拒。其妻井上文枝乃純正日本血統,竟也堅持留在台灣,甚至不願接受日本友人或親人之資助。

下山一先生在退休之後成為牧師。也許只有堅定的信仰,才能在時代的劇變中 ,身分認同的艱難裡,體認大家都是上帝子民無私的愛吧!

每個人的身上,都是一個時代。但下山一身上的時代,何其沈重與複雜?

身為不可不知台灣事的台灣人,不可不讀。

2014-10-1刊於民報

2014年9月25日

孔子與冉有的對話

《論語》,季氏篇,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捨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這是論語中很有趣的一段。也是「禍起蕭牆」這句成語的出處。

魯國的權臣季氏想要出魯國之兵攻打顓臾這個小諸候國。冉有、季路(子路)二人是孔子的學生,也是季氏的家臣,冉有更是季氏手下大總管級的人物。這兩個人知道季氏這次的軍事行動恐怕會遭到孔子的反對,而孔門弟子三千,是在野的大勢力,不先來溝通一下是不行的。

冉有是本次對話的主角,他怕自己一個挨罵,所以拉了同學子路來當墊背的。兩個人到了老師面前,可能先扯淡一下,然後委婉的提到:「季氏好像對顓臾有點意見,搞不好會有點事情發生。」

孔子是個老江湖,這些學生屁股有幾根毛他都清楚。他聽個頭,就猜到季氏想做什麼事。於是他老人家就開口說:「求(冉有的名字),這樣做不是太過份了嗎?顓臾和魯國一樣都是周天子分封的諸候,以前是周天子分派到東方收服蠻夷的臣子(東蒙主),是同在文明世界裡的(社稷之內),怎麼可以無緣無故就發動侵略戰爭呢?」

冉有回答道:「老師所言甚是。唉!我和子路二個也不想這麼做,不過大老闆硬要這麼幹,我們也沒辦法。老闆要衝,我們也只能跟著衝,無奈啊!」

孔子就說了:「冉有啊!以前有個叫周任的人說過:貢獻你的力量,做你該做的事,如果做不到,就該辭職下台。現在危險就要發生了你也不救,事情就要完蛋了你還不管,那要你們這些當幕僚的幹嘛?而且你說這種話未免太不負責任了,發動狼虎般的戰爭,摧毀民生經濟,如果你沒責任,那要算是誰的錯呢?」

冉有這時候發現老師就是老師,太強了!用騙的已經玩不下去了,因此,乾脆就攤牌吧!

冉有說:「老師啊!顓臾這個國家很靠近我們魯國邊界的費城(「費」唸作「必」,和美國的「費城」唸作「吠城」不同),現在她是個魯蛇,不趁機把她攻滅了,未來可能會變成魯國子孫的麻煩。」(心中OS:老頭兒,看在政治現實的份上,識相點吧!)

孔子一聽之下,發現冉有這個小子居然對他耍心機,當下火就上來了。開口罵道:「混帳東西,做一個君子,最最最要不得的,就是明明想一樣東西想的要死,嘴巴卻說我一點兒都不想要!」(心中OS:連老師你也敢騙,回頭把你當掉重修!)

然後至聖先師就開始長篇大論的教訓起人來啦!孔老師說:「國家不怕資源稀少,就怕沒有分配正義;不怕經濟衰退,就怕社會不安定。如果社會有公平、有保障、能安定,那遭遇到危機也不致於亡國。所以說,要吸引移民(在春秋時代,地大人稀,亟需勞動力,所以人民是稀有財,代表生產力,各國都在爭取甚至掠奪移民。),就要建立安定的社會,移民來了,就要好好的安頓他們。冉有、子路你們這兩個小子給我聽好了,你們在權臣季氏的手下工作,所推行的政策既不能吸引移民,又不能保持社會安定,只想在文明世界裡發動戰爭來獲取政治利益。我看啊!季氏的隱憂不在遙遠的顓臾,而在他家門之內吧!」

這段孔門對話錄其實蠻生動的,然而坊間大部分的翻譯都會讓人看到不知不覺的睡著,真是可惜。

而這個故事可以送給很多人。比如說,送給小布希時代的鮑威爾將軍,如果當時鮑威爾搞懂孔老夫子說的話,也許今天歐巴馬就不會還在為伊拉克的事情傷腦筋。

也可以送給以色列政府中任何一個頭腦比較清醒的官員(抱歉,限於所學,我一個名字也例舉不出來)。如果猶太人能在醉心中華古文明中多了解這一段,也許未來在加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會多一些些解套的希望。

當然,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南海裡的那些政委、軍委們也很適合,如果他們還肯接受文明的話。中國共產黨從老毛的「批孔揚秦」搞到現在的「復興中華文化」,希望真有人能看到中華文化中比較美好的部分,不要再搞出張藝謀在電影「英雄」中那種野蠻可怕的意識型態了。

最後,這個故事當然要送給我們自己。阿扁總統風光上台,黯然落幕。馬英九總統一而再、再而三遭受無能、低能的恥笑。他們本身固然要負最大的責任,但真是兩位總統自己就能將事情搞得這麼糟嗎?所有官員、幕僚們,真是應該捫心自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歟)?」

冉有想做壞事,至少還怕老師罵。今日台灣官商勾結、出賣國家利益的政客、奸商們,壞事做了這麼多,還個個理不直而氣壯,以錢權作公理,視權謀為正道,收買媒體來顛倒黑白,戀棧權位還自稱負責。若孔子復起於地下,可能也要感歎:「接輿兄,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唱KTV吧!」


刊於民報2014-09-24

2014年9月23日

被遺誤的台灣: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

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決戰,是台灣史、東亞史乃至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鄭成功沒有打走荷蘭人,台灣一直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大清帝國大概也沒有攻取台灣的興趣。那麼,日後荷消英長,台灣會不會也轉到英國東印度公司治下,和印度同其命運?

又如果台灣經歷了荷治、英治,成為歐洲帝國在東亞長達數百年的殖民、貿易據點,會不會因地理之近、交流之繁,而對中國或日本造成更密集的影響,使這兩個國家更早認識歐洲的工業革命及政治革命?若中國和日本因與台灣之交流,事先打好了預防針,又是否可以避免近代史上面對歐洲帝國主義時一連串的挫敗?

歷史無法重來,猜想也只是空想。但身為台灣人,對於鄭荷之戰當有更深刻的認識。畢竟,今日之台灣所以如此,還在於當年這一戰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鄭成功本身就是一則傳奇,他的身分被多重使用。於中國,他是證明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重要例證;於台灣,他是驅逐荷蘭人建立東寧王國的獨立先驅;於日本,他是揚威海上的日本人之子(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田川氏);於荷蘭,他被稱為「國姓爺」,是東印度公司橫行七洋時代少見的慘敗;於第三世界,他則是歷史上第一個實實在在以優勢海軍兵力擊退歐洲殖民者的異數。

台灣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建立的重要貿易據點,荷蘭人在這裡蓋城堡、派駐軍、招募漢人農夫、引進水牛、農作物、向原住民傳教、建立台灣、日本、中國至東南亞的貿易航道等等,前前後後花了不少資本,也靠台灣賺了很多錢。荷蘭駐台最後一任長官「揆一」投降鄭成功,獻出台灣之後,遭到該公司巴達維亞(即今印尼雅加達)當局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並流放小島八年,嗣經其家人及荷蘭本國政要多方營救,在繳交高額贖金並與公司簽署競業禁止及保密協定後,才在一六七四年獲釋,遣返荷蘭。

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向股東掩飾這一次丟失台灣基地的挫敗,把揆一當成代罪羔羊,將失台之責都推到他身上。揆一為了自己的榮譽,私下寫了這本《被遺誤的台灣》,且鑽了法律漏洞,在他與公司簽署保密協定之前,就祕密將書稿送回荷蘭本土,之後並以化名「C.E.S」印行出版。

換言之,本書就是揆一對鄭荷戰役失敗的答辯書,其中不但引述諸多東印度公司內部機密文件、往來書信及會議紀錄作為證據,更有第一手現場報導。在台灣歷史課本中,若不提這本書,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一項漏失!

拋開傳統中國的觀點,我們也許可以由本書重新思考鄭荷戰役的歷史意義。

由書中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荷蘭治下的台灣、西班牙治下的呂宋(即今菲律賓)及日本等地,都相當注意滿清入關與鄭成功作戰的消息,當他們發現鄭成功在中國本土與清軍作戰失利時,都非常緊張。因為他們認為若鄭成功在陸地上打不過韃靼人(當時荷蘭稱滿州人為韃靼人),勢必轉向海外發展,那麼他們就要擔心自己成為鄭成功攻擊的對象。

鄭成功在中國本土的反清復明戰役中,時勝時敗,也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推遲了他攻略海外的計劃。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總部受此「狼來了效應」影響,誤信以該公司在海上的強大勢力,應當足以威震四方,讓鄭成功不敢公然挑戰。因此台灣長官揆一多次回報鄭成功的軍情,預判鄭軍會攻打台灣,請求總部救援等等請求,都遭到忽視及擱置。

但歷史已經證明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總部的判斷錯誤。當鄭成功在福建厦門的基地遭受清軍重創之後,退無可退,終於回到海上,挾大軍向台灣而來。

彼時台南市的安平區還是一片台江內海,荷蘭人在內海與外海間的廣大沙洲「大員」上建立了熱蘭遮城,即今日之安平古堡,城堡外並有熱鬧的市鎮,史稱大員市鎮或熱蘭遮市鎮。此外,又在面臨台江內海的台灣本島上建了一座普羅民遮城。

荷蘭人將總部熱蘭遮城設在大員沙洲上,一方面可與外海相接,有航運貿易之便;二方面有風平浪靜的內海可以泊船;三方面隔著寬廣的內海,台灣本島上的漢人或原住民若發生騷亂,必需渡過台江內海才能攻擊熱蘭遮城堡,不可能是荷蘭人的對手。之後,荷蘭人為了加強對台灣本島的控制,才又隔著內海建了一座普羅民遮城與熱蘭遮城遙遙相望。

荷蘭東印度公司這樣的建城模式,在面對台灣統治時,相當理想。但在面對海上攻擊時,就不太妙了!

1661年四月三十一日,在荷蘭守軍欠缺防備的情形下,鄭成功的海軍突襲由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內海,迅速登陸台灣本島,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很快的就讓普羅民遮城投降。此時,鄭軍才回過頭來攻擊大員沙洲上的熱蘭遮城。此城孤懸於沙洲之上,毫無腹地,內、外海都受制於鄭成功的水師,情勢自是極為不利。

雙方交戰之後,荷蘭守軍以精良的大砲重創鄭成功的軍隊。揆一曾對鄭成功提出談判條件:第一,鄭成功撤軍,荷蘭願賠償所有費用;或第二,荷蘭願意將台灣本島全部交給鄭成功統治,只保留大員沙洲及其上的熱蘭遮城作為貿易據點。當時揆一認為鄭成功應當會接受第二個條件,避免與東印度公司全面翻臉。

歷史證明揆一錯了。鄭成功堅持要求荷蘭人全面退出台灣,揆一乃決定負隅頑抗。

鄭成功必勝的信心來自於氣候,因為台灣海峽上特殊的東北季風,有半年的時間帆船只能由北往南走,另外半年則只能由南往北開。鄭成功攻擊台灣的時間,帆船無法南行,所以他認為揆一無法向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的總部求救。等半年過,就算有求救船開回巴達維亞,巴達維亞的援軍又要再等半年,風向改變後才能往北開到台灣。因此鄭成功認為他很有時間可以慢慢攻打熱蘭遮城。

不料鄭荷海戰中,鄭軍雖然得勝,卻讓一艘荷蘭快艇逃脫。這艘快船沿著海岸線艱苦的逆風航行回到巴達維亞,通報了國姓爺攻打台灣的緊急軍情。東印度公司大吃一驚,卻一時間派不出援軍。按照揆一在本書裡的指控,當時巴達維亞當局人人畏戰,找不到資深的作戰指揮官。最後,只好讓一名投機份子「卡烏」領軍北上赴援。

而當這批荷蘭戰艦出現在台灣海峽時,的確嚇了鄭成功一大跳,以為荷蘭人派出二千人以上的大軍來援。可惜荷方戰艦厄克號在暴風雨中觸礁沈沒,人員被鄭軍俘虜,供出荷蘭援軍其實只有四百人的實情。

此時,揆一得知清軍的靖南王耿繼茂正在中國南方與鄭軍交戰,取得不錯的成績。乃打算聯清制鄭,計劃派出戰船與清軍合作消滅鄭成功在中國本土的部隊,以逼鄭成功領軍「反攻大陸」,用此「圍魏救趙」之計來解台灣之圍。但荷蘭援軍將領卡烏實在是個大草包,在小小的交戰挫敗後,了無戰意,藉口他要負責去中國聯絡耿繼茂,便帶著赴援戰船出海,趁機逃向暹邏(泰國)去了。

此時揆一領導的熱蘭遮城已經抵抗鄭成功的圍城九個月之久。鄭成功一開始的強攻曾遭受荷蘭守軍的大砲反擊,損失慘重,所以後來就作圍城之計,以拖待變。果然圍城日久,荷蘭軍心動搖,一位荷蘭中士羅狄斯出城投降並對鄭成功獻計,使鄭軍順利攻占制高點烏特勒支碉堡。

事發至此,熱蘭遮城再也無險可守。揆一見大勢已去,簽字獻城。鄭成功則讓荷蘭人「光榮退出」,作為交換。

話說當時荷蘭守軍至多也不過一千多人,對抗鄭成功二萬五千人的大軍。以大員沙洲上之孤城,居然備有火藥及食物可以頑抗九個月之久,可見荷蘭人對台灣經營之深,及其於武器方面所占有的優勢。鄭成功之勝,勝在天時、地利、人和、軍隊人數及計謀。孫子兵法曰:「十則圍之。」,鄭成功圍城屯田,休養軍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總部則見死不救,失誤連連,又怎能不輸呢?

依台灣長官揆一的自辯,他早已認清國姓爺對台灣的威脅,並提出警告。所以巴達維亞總部裡的人事恩怨及主事者的昏庸無能,才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遺誤台灣的罪魁禍首。他為了個人的榮譽寫下這本書,也為台灣留下了極為珍貴的史料。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丟失台灣,海上霸主顏面掃地,當然不會就這麼算了。隔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掃蕩了鄭成功在厦門和金門的基地,更讓金門全島盡成廢墟。不過這是後話了。

本書除了就戰役的記述外,還描述了很多當時荷蘭人與漢人及原住民的互動情形暨風俗習慣,可說是極為珍貴的史料。

比方說:「不少荷蘭婦女和孩童也在上述暴行中喪命。至於未被處死的荷蘭婦女,容貌姣好的被中國將領先挑走,其他的則分發給下面的部屬。」,這是中國古代的慣行,鄭成功的軍隊多是海盜出身,自是難免。

在揆一投降之後,這些被擄的荷蘭婦女鄭軍送回。書中記載:「這些婦女的際遇好壞,端看她們的中國主人而定。分發給單身男子的荷蘭婦女,通常會受到相當的憐愛,因為中國人很渴望能獲得女性,對於荷蘭女人更感新奇。因此,日後當荷蘭人獻城投降,這些婦女根據投降協定被送回荷蘭人陣營時,她們對中國人並沒有太多怨言,只不過是肚子裡多了半個中國人。荷蘭的士兵和水手不會太挑剔,並不那麼介意她們的過去,因此某些荷蘭人把她們視為優質寡婦,娶為妻室,但有幾位要等到生產後才結婚。」由此可知,這些海上男兒並不太計較世俗的道德教條,當時應該有一些台荷混血留在台灣,也有一些台荷混血在媽媽肚子裡被帶到了荷蘭。

書裡又說:「至於分發給有婦之夫的荷蘭女人,她們就沒那麼幸運了,因為善妒的中國妻子總是以各種方式來欺侮、折磨他們,把她們當作奴隸,驅使她們擔當挑水、砍柴、舂米等苦差事。因此,當她們後來回到我方陣營,就大聲控訴中國人,述說中國人的種種虐待。」所以,當有個大老婆在家裡,金絲貓就變成番婆加外傭了!這一點,可能是古今皆同也說不定。

總之,這本有關台灣歷史的重要著作,於揆一生返故國的翌年,即一六七五年,荷蘭人退出台灣之後的第十三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流傳並不廣。直到十九、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正式向中國扣關的年代,才又被迻譯為英文及日文。尤其得力於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資助出版,用以作為日本人殖民台灣的參考資料。

國府遷台後,周憲文、夏德儀教授等人利用台灣銀行的資力主持「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近三十年,做了非常多台灣文獻的整理及翻譯工作,也曾於一九五六年出版本書中譯本,但早已絕版多年。

2011年,非學界中人的林野文先生以一己之熱情重譯此書,由前衛出版社出版,默默為鄉土貢獻一本註定是銷路不佳的經典著作,實在是了不起的志業,令讀者感動。惜哉本書底稿乃是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的英譯本,而非由揆一之古荷蘭文原本直譯。當然,這是求全之毀,只盼這美中不足之處,他日有能人可以完成。

刊載於2014/9/23民報

天下武功出少林乎?

楊照曾言:武俠小說是人類文學史上最大的互文系統。所謂「互文」,是指文本間的相互引用。藉由作者間有意無意的共識,憑空創建出一個『江湖』。

武俠小說的作者與讀者會自動登入這個叫作江湖的虛擬系統,各自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這些玩家們絕對不會誤解少林寺方丈是無惡不作的魔頭,也絕對不會認為張三丰秘傳的武功是三腳貓把式。

正因為大家都在這個互文系統裡,因此武俠小說作家不必一一交代人物、武功、派別等等來歷,反正讀者自己會知道。這是作者與讀者間的默契,也是武俠小說迷人的地方。絕對不是《哈利波特》或《魔戒》這種單一作家獨立創造的虛擬世界可相比擬的。

西方人讀武俠小說 障礙高不可攀


西方人對此互文系統一無所知,讀起武俠小說來就有高不可攀的障礙。因為小說裡的每個名詞、每個符號都是陌生的,而且作者一點要交待的意思也沒有。當一個西方讀者用常識來推論一群叫化子聚在一起一定不會幹什麼好事,而不能了解丐幫幫主在武林中正義的形象與崇高的地位時,那讀起武俠小說還有什麼樂趣可言呢?

而正是由於這個互文系統的龐大淵博,常常使我們誤以為這個虛擬的江湖就是歷史的真實。有太多人相信達摩祖師在少林寺傳授易筋經,張三丰創立武當派並發明太極拳。「天下武功出少林」變成了一句成語,幾乎是不容挑戰的事實,但這其實是值得好好查考的一件事。

少林寺始建於北魏太和十九年(西元四九五年),位於中國河南省封登市嵩山山系之少室山上。第一位入主少林寺的是東天竺高僧跋陀;後來南天竺高僧達摩也到此暫住。今人所稱少林為達摩祖師所創,達摩曾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並傳授易筋經等等,經考證均屬後人假託。

武僧助李世民打仗 少林武功最早記錄


之後,傳說少林寺有十三名武僧協助唐太宗李世民打仗,這應該是少林寺最早與武功相關的記錄。然而,自唐至元,數百年悠悠而過,卻看不到什麼有關少林寺武功的記載。一直到了明朝,相關史料才多了起來。

明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從學於少林寺棍法高手洪轉、宗想、宗岱等人的俗家高手程宗猷寫了一本武學鉅著《少林棍法闡宗》,其中記載少林寺武功的源流是:「元末緊那羅王後嗣哈嘛師,以拳棍授以匾囤和尚。」。「緊那羅」為天龍八部之一,是佛教經典中非人的天神,所謂緊那羅王後嗣云云,乃是假託神明之說。而「哈嘛師」、「匾囤和尚」是誰?亦不可考。不過本書至少點出少林寺武功來源的時代似乎是在元朝末年。

而在萬曆之前的明嘉靖時期(西元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抗倭名將俞大猷在現存少林寺之〈新建十方禪院碑〉上寫道:「予昔聞河南少林寺,有神傳長劍技」。所謂「長劍」,指的是棍法;既稱「神傳」,即難以查考其源流。

此外,俞大猷的老師唐順之,號荊川,寫過一首「峨眉道人拳歌」,其中提到:「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稀有,道人更自出新奇,乃是深山白猿授。.....百折連腰盡無骨,一撒通身皆是手。......余奇未竟已收場,鼻息無聲神氣守。道人變化固不測,跳上蒲團如木偶。」。此峨眉道人的武術應是唐順之親眼所見,至於詩中所稱「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稀有」云云,則不知是否只是傳聞?

天神傳授棍法 傳說是真?


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確定,在明嘉靖之前,傳說少林寺有一種天神傳授的棍法,非常厲害。但傳說是真實的嗎?且再從俞大猷這個人說起。

俞大猷(西元一五○四至一五八○年),福建晉江(泉州)人,出身軍官世家,少年即學兵法、習騎射,後來成為一代高手,精於棍法。泉州一帶的劍術及棍法多為俞大猷所傳,在當時的名氣猶勝於嵩山少林寺。

有明一朝,俞大猷乃是與戚繼光齊名的抗倭名將,並著有《正氣堂集》、《正氣堂餘集》、《正氣堂續集》三部書,其中「餘集」卷四為《劍經》,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武術史料。

依前述〈新建十方禪院碑〉的記載,俞大猷在明嘉靖四十年(西元一五六一年)自雲中(山西大同)要返回沿海前線,途經嵩山,拜謁少林寺,想尋找傳說中神傳的棍法。俞大猷時年五十六歲,已是一代武學宗師,少林僧人向俞大猷演示了各項武藝後,俞大猷發現少林寺棍法「傳而久訛,真訣皆失。」,並不是什麼厲害的功夫。

於是俞大猷乃將自己精研的棍法傳授給少林寺僧,並從寺中帶走普從、宗擎二位年輕僧人到軍中見習,指導他們實戰的棍法,二人學成後回到少林寺,提升了少林寺的武功層次。萬曆五年(西元一五七七年),俞大猷在北京神機營任職,僧人宗擎突然來訪,俞大猷復傳以《劍經》,並作《少林寺僧學成予劍法告歸》一詩紀念,詩云:「神機閱武再相逢,臨別叮嚀意思濃;劍訣有經當熟玩,遇蛟龍處斬蛟龍。」此外,俞大猷《詩送少林寺僧宗擎》的詩序裡提到:「(宗擎)回寺以劍訣、禪戒傳之眾僧,所得最深者近百人,其傳可永也。.....(俞大猷)復授之劍經,勉以益求其精之意。」可說自此伊始,少林寺的棍法才得到中興。

天下武功出少林?天下武功傳少林!


數十年後,程宗猷在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著作《少林寺棍法闡宗》時,其所學的棍法應該是俞大猷傳授給少林寺,或至少是深受俞大猷影響的少林棍法。由此看來,在明朝中葉,「天下武功出少林」一語並非事實,反而是「天下武功傳少林」才近實情。

自明萬曆年間後,有關少林寺僧武功高強的記載就相當多。比方說萬曆四十三年(西元一六一五年)文翔鳳在其《嵩遊記》中寫到:「歸觀六十僧,以掌搏者、劍者、鞭者、戟者。」、「寺八百餘僧,各習武藝俱絕。」;《少林寺都提舉征戰有功順公萬庵和尚塔銘》一文中提到少林寺僧廣順征戰有功,事蹟在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明天啟五年(西元一六二五年),河南巡撫程紹亦有《少林觀武詩》云:「暫憩招提試武僧,金戈鐵棒技層層。」等語。

由此可見在俞大猷傳其《劍經》之棍法於少林寺之後,少林僧人精研棍法,能人輩出,最終變成「棍法正宗」。

至於「少林拳法」一開始似乎並不像棍法那麼出名。程宗猷在其《少林棍法闡宗問答篇》中,有一段提到:「棍尚少林,今寺僧多攻拳而不攻棍者,何也?」余答曰:「少林棍名夜叉,乃緊那羅王之聖傳,至今稱為上菩提矣!而拳猶未盛行於海內,今傳攻於拳者,欲使與棍同登彼岸。」,亦可見在程宗猷的時代,少林寺的拳法尚在發展之中,還不能與少林寺的棍法並駕齊驅。

少林拳法 明朝中葉才發展


戚繼光在其《紀效新書》中介紹明朝當時著名的武術,稱:「而今之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呂紅八下雖剛,未及綿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與青田棍法相兼。楊氏槍法與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其中只有提到「少林寺之棍」,而未提及「少林寺之拳」,可以合理猜測現代少林寺出名的拳法應該是明中葉之後來才發展出來的。

少林寺既為佛門禪宗祖庭,又有僧人習武從軍之傳統,所以自明朝中葉起,許多民間武術都匯集到了少林寺。而且僧人無嗣,沒有藏私傳子的弊端,武術只能擇優而傳,在此良性循環之下,少林寺逐漸成為中國北方的武術中心。

依照中國人愛好託古自重的傳統,許多習武者也就西瓜偎大邊,假稱本門武功是少林寺所傳,以此不實廣告自抬身價、招攬學生。久而久之,乃有天下武功出少林之說。時至今日,由武俠小說互文系統所建立起來的虛擬江湖深入人心,更使少林寺武學的「古老傳說」堅如磐石。

今日現代化的少林寺,方丈猶如大企業的CEO。武術學校、少林藥局和諸多授權商品,風行熱銷,亦儼然是今日中國文創產業江湖上的泰山北斗。

考諸歷史,天下武功出少林,其實是一場美麗的誤會,但就像許許多多的中國夢一樣,好像沒有人願意醒。

(刊於2014-09-22民報

2014年9月20日

禁書與庶民史觀

近讀中國老作家黃裳先生研究清朝文字獄的《筆禍史談叢》,其中〈談禁書〉一篇談到閩、張遠超所撰《無悶堂集》,其卷七有一〈徐烈婦小傳〉,內容有一節寫到:

「甲寅之變,生靈塗炭。身污名辱,終於不免者,不獨女子也,女子為尤慘,楚蜀兩粵,不可勝數。以予所目擊耳聞者,獨浙閩江右,其死於鋒鏑、盜賊、飢餓、損傷、老弱廢疾者不具論。其姿容少好,騾車馬背輦之而北者,亦不具論。惟其棄載而鬻之者,維揚、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數計。市之者值不過數金,醜好老少,從暗中摸索。」

並說明,甲寅是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年,時當三藩之亂,清軍與耿精忠的部隊作戰。將姿容少好的婦女「騾車馬背輦之而北」的,當然是指清軍。張遠超說,死於戰亂意外的不算,餓死、病死的不算,長的漂亮被搶走的女人也不算。剩下那些沒死、年長、不怎麼漂亮的女性,居然塞滿了維揚(揚州)、金陵(南京)等大城市的人肉市場,情況就像豬、羊的交易一樣,數不清有多少人,買一個也不用多少錢。

說起來這件事和台灣也有點關係。耿精忠和吳三桂向清帝國宣戰時(至於這是起義或叛亂,端視當事人的立場而定),有約台灣的鄭經前來助拳。鄭經是鄭成功的兒子,東寧王國的領袖,他的戰場主要在福建沿海,和耿精忠相重疊;而吳三桂的地盤在雲南,相距較遠。

鄭經一面幫忙打清軍,一面搶耿精忠的地盤,搞得耿精忠兩面作戰。後來耿精忠不敵清軍,投降後反過來協同清軍對付鄭經。這一仗先後也打了十多年,鄭經才從中國大陸全面潰敗,退回台灣。

兵連禍結,人民當然是慘到無以復加。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在這本禁書裡偶留一段,堪供專家查考而已。

歷年來,日本首相是否到靖國神社祭拜、上供,一直是東亞地緣政治的重要議題。不論立場為何,妄加評論者往住惹來一身腥。

然而吾人感歎的是,平民老百姓所受到的殘害,往往是在國族對抗的意識形態下,才會受到重視與紀念。庶民史觀下的人間慘劇常常只能作為國族史觀下的蒼白註腳。前述「甲寅之變」中眾生身受之苦,難道與南京大屠殺有什麼不同嗎?

若說這二件事情年代隔的太久,不可一概而論。那麼當「九帥」曾國荃於西元一八六四年率其湘軍攻破太平天囯的天京後,其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記載道:「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此等全面強姦婦女,殘殺二、三歲幼童作為遊戲的暴行,與拿武士刀舉辦殺人頭比賽、妄言南京無處女的日本皇軍何異?而太平天囯的天京,豈不就是南京嗎?

只因為清軍和曾國荃也同是中國人,所以這些無辜死掉的人民就比較活該,不值得紀念、反省與哀悼嗎?

再想下去,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之慘案,也是在台灣史觀與黨國史觀衝突之下,才從禁忌話題一躍而至神壇地位。至於國民黨先前在中國各省殘害異己的種種暴行,其慘烈未必下於二二八,於今卻早已無人聞問。而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固多本省族群,然並不限於本省族群,外省族群的受害者噤聲多年,於今也多能正面控訴遭受黨國白色恐怖之迫害。

這是一種緩慢且迂迴的進步。在邁向民主國家的道路上,人民終究要學會自己來詮釋歷史。清帝國對《無悶堂集》的查禁及諸多文字獄,國民黨政府先前鋪天蓋地、荒謬無比的禁書政策,雖然已經是過去的歷史,但出版的自由並不代表心靈的自由。

國族史觀下,正如史達林所說,死了一個人是一件悲劇,死了一千萬人就只是個統計數字。如果身為庶民,居然也無視於個人的痛苦,反而跟隨著權力者的眼光來看統計數字,以及對統計數字的意識型態詮釋的話。那麼我們離真正的民主,還有非常遙遠的路。

(2014/9/18民報)

2014年9月17日

日文對中文「提供」的「現代」「解決」「經驗」


台灣當過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地,這是大清帝國敗於日本之手的割讓。五十年的時間不算短,台灣文化難免深受日本影響。某些褊激人士常指此為「日帝的遺毒」云云。

但若說日本傳來的東西便是所謂的「遺毒」,那麼近代中國喝下這種「毒素」的數量,恐怕多的連中國人自己都不願意相信。

中國著名作家阿城有一本很有趣的小書叫《閒話閒說》,裡面有一小篇提到了現代中文的外來語,其試舉之例即有:「一元論、人道、人格、人生觀、反映、原理、原則、典型、肯定、特別、直覺、自由、立場、民族、自然、作用、判斷、局限、系統、表現、批評、制約、宗教、抽象、政策、美學、客觀、思想、背景、相對、流行、條件、現代、現實、理性、假設、進化、教育、提供、極端、意志、意識、經驗、解決、概念、認為、說明、論文、調節、緊張」等等,以上諸詞均是於清末民初,由中國的知識份子向日文的漢字借到中文的白話文裡來使用,如果說把這些「日本經驗」完全剔除在現代中文之外,中國的白話文還說的出口嗎? 連本文的標題都用上了四個來自日本的「外來語」!

又如「index」這個英文,原本中文譯作「引得」,音義俱似,但後來仍然採用日文的「索引」一詞來代替,足見日文對於現代中文影響之鉅。

據傳清末名臣兩江總督張之洞最討厭幕僚在公文上使用日本漢字用語,每見之輒以紅筆勾出,批曰:「此乃日本名詞。」後來有人跟他說,連「名詞」這個詞兒也是日文裡的漢字,並非中文固有。張之洞無奈之下,只好將批語改成:「此乃日本土話。」

這是張之洞當年的煩惱,而今日身為中文使用者的我們已不覺得有任何困擾,因為這些日文中的漢字已經實實在在的變成現代中文裡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些用法,日本人自己反而不用了。比方說,今日古典音樂常用名詞如「交響曲」、「協奏曲」等等,原本也是出自日本人的翻譯,中文再抄用過來;但現代的日本人反而少用漢字譯名,而愛用假名去音譯外來語,像是將協奏曲(Concerto)稱為「コンチェルト」。

此外,有關日文法政類專業的學術文章,常夾帶大量的漢字。當年求學時,日文程度實在不佳,但只要掌握了日文字尾肯定、否定的文法變化,偶而「望文生義」一番,竟也可以猜出大致上的意思。雖然發音唸不出來,但閱讀起來反而比漢字較少的一般日文文章輕鬆一點。

我以前一直以為這是「傳統中文的優勢」,現在才知道,這其實是因為近代中國學術借用了大量日文漢字的結果。我自以為讀的是中文,但其實那原本是日文,是當年日本人為西洋學術所作的漢字譯名;我們抄過來用,也指涉相同的定義。

英文裡的「freedom」與「liberty」是兩個意義有別的字,日本人當年理解能力有限,全部都譯作「自由」。而中國知識份子原文照抄的結果,讓我們到今天都難以判斷很多文章中提到的「自由」二字,到底是指「freedom」或是「liberty」。所以說,當年日本人錯,中國人也跟著錯。這是一百多年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不敵「脫亞入歐」的日本所生之必然歷史結果。

以史為鑑,當知興替。日文中的漢字本來就抄自中國,他們至今並不引以為恥,反而以多識漢字為榮。而近代中文詞彙大量抄用日本漢字,乃是日本人在西化運動上先走一步的結果,風水輪流轉,本也是良性的文化交流。若不生分別之心,心寬天地開,境界自然宏大;然若是淪為意識型態的奴隸,甘作一名「史盲」,那麼離自取其辱之懸崖,當也不遠了。

 2014-09-17刊登於民報

2014年7月28日

兒時巷弄

圖/日淳  一個人對童年的回憶可以多深刻?

  前些年,有一次事業有成的四叔找了親戚到新竹家裡玩。打牌者有之,在視聽室唱歌者有之。偏偏年逾古稀的二姑兩者皆不會,就抓著我聊天。

  二姑說她對囝仔時在坪林尾內山的生活,想來感覺非常趣味。她說幼時頭髮偏紅,她的阿嬤也就是我的阿祖,都叫她「紅毛仔」。她非常討厭那頭紅毛,有一次拜拜時許的大願就是不要再有紅頭毛,聽的她的阿嬤一直笑。

  二姑又說,小時候她的阿嬤最疼她,一方面是她年紀小;另一方面,則是她的弟弟周歲不久就夭折了,她還記這個弟弟叫「阿本仔」。二姑說後來媽媽,也就是我的阿嬤,常常摸著心口喘大氣,就是從「阿本仔」夭折才開始的。

  前些年二叔回坪林鄉公所申請日本時代時的戶籍謄本,戶內有個「許周本」無人識得,後來才想到應該就是二姑口中的「阿本仔」阿伯吧!「阿本仔」阿伯夭折後,家裡找了算命先生來看,斷言二姑的命非常好,在家蔭家,出嫁蔭夫,而且招弟,聽的阿祖眉開眼笑,對「紅毛仔」二姑就更加寵愛了。後來,二姑之下真的多了四個弟弟。

  當時仍是日本時代,我的姑婆出嫁後無力照顧女兒,就把女兒帶回山裡的娘家托著,這個阿姑鼻子很挺,大家都叫她「翹鼻仔」,年紀略小於二姑,二個小女生自不免吵來吵去。

  「翹鼻仔」阿姑個性較強、脾氣較差,即使現在年紀一大把了,氣勢猶存。二姑說有一天放學回家,一群同學經過小溪,男生們都跳到溪裡抓魚蝦,二姑則坐在大石頭上看,男同學拿了二姑頭上帽子去撈,撈到魚蝦送給二姑,二姑就裝在便當盒裡帶回家。而「翹鼻仔」阿姑可能是「恰查某」吧!沒有男同學要跟她玩,就生氣先走了,回到家後心有不甘,跟阿祖告狀說二姑去玩水。

  據二姑說,阿祖為著安全問題,生平最痛恨小孩去玩水。那一天,阿祖藏了一支「竹修」在身後,在路口等著二姑回來。

      二姑認為她只有坐在石頭上看,不算是玩水。但當時阿祖一把抓起二姑的帽子,整個溼溚溚的,好死不死裡面還黏著一隻小蝦子。

  「不但玩水還說白賊!」,阿祖的「竹修」朝著二姑的屁股和小腿狠狠打下去。二姑說她被打的很痛,而且覺得被冤枉,所以一直哭、一直哭、哭不停,哭到沒有人有辦法勸解,哭到連打人的阿祖都跟著哭了,她還是一直哭,而且對阿祖放話說:我就是要哭給伊死,哭死給你無孫。

  最後不知阿祖怎麼姑情,才讓紅毛仔的二姑收淚。鬧情緒的二姑哭鬧之後,把便當盒裡魚蝦都丟到老家屋前儲水的大石槽裡。

  之後之後的某日,調皮的「翹鼻仔」阿姑想要撈石槽中的魚蝦,人小腿短的拿了一張小凳子,站在上面俯身撈呀撈,一不小心整個人就掉到水槽裡去了。二姑見狀趕忙去找她的三姑求救,才把「翹鼻仔」阿姑撈出來。

  「紅毛仔」二姑對「翹鼻仔」阿姑說:「報應、報應,你向阿嬤告狀,害我被打,現在才會跌落水裡。」

  二姑在新竹四叔家中跟我講述這件至少六十年以前的往事時,笑的還是很爽,彷彿是那個剛剛才報完仇的小女生。而她說上次遇到「翹鼻仔」阿姑一起談論這件往事來互相取笑的時點,竟然是在我的婚宴上。

  呵!童年在人類記憶中的縱深,竟是如此深邃。

  過了不久,我又回了一趟新竹,拜訪了舊日的老鄰居陳阿婆,驚訝地發現昔日鄰家陳阿婆的小孫女,竟然嫁給我在馬祖服役時的同梯,這世界何其小哉?但更令我驚訝的是,當年家門外的巷道,現在看來竟是如此狹窄!巷頭、巷尾的房子都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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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時候從家中往巷尾走去,可以看到三、四棵大樹,暮色中晃動著深沈的樹影,每每讓我有「看到鬼」的疑惑,雖不致於拔腿狂奔,卻也是心懷忐忑的越走越快。而這些樹現在真的見鬼了,慘遭腰斬,枯萎、殘破的快要經受不起小巷的夕陽。


  巷尾的何媽媽家,原本是一棟兩層樓建築,帶著美麗的石牆裝飾。房子裡面住著四個漂亮的大姊姊;一樓有個大房間擺著一架鋼琴,二樓何哥哥的房間有許多飛機、武器的模型;何姊姊的房間則有一副精美的木製西洋棋,是我西洋棋的啟蒙。自家庭院中綠樹高高,提供二樓露台遮陰,搭配一副小巧的桌椅,回想起來頗似瓊瑤連續劇的浪漫場景。

  何媽媽家的外面,隔著一條小路是個不完全的三合院,有個農家的曬穀場。前有三、四畦稻田連到東大路。東大路甚大,是有路肩的二線車道,兩側路旁有成排的木麻黃,木麻黃綠色的細枝頗似松針,小時候我還以為是松樹。而今新竹東大路何其大哉?至少有八線道,加上分隔島,讓我兩眼花花的數不清。

  當年,過了東大路,就不是巷內小童足跡所至之處了。且回到何媽媽家牆外那條小路吧!靠近對面農家的路側種了一排朱槿,亦名伏桑花;花開之時,可以摘下花朵、撥去花萼,從花的後面吸一點甜甜的花蜜;葉子則常被某種蛾類的幼蟲捲起來躲在裡面生長,他們的天敵就是我們這群頑童。三不五時就拔下煙捲狀的葉子,拆開來看有沒有肥肥像小型蠶寶寶的蟲;當時為此玩死了多少小蟲,已無從計算。

  現在,從小巷巷尾住外望,已經全無舊時模樣,彷彿踏出巷口,就已到了另一個世界,那不真實的感覺就像穿梭時空好的萊塢電影。更別提那個順著何媽媽家牆外小路走下去,只開一個小窗口賣零食的小店,店主是一對外省的老爺爺和老奶奶。我還記得二件事,其一是有一天晚上吵著爸爸要去小店買零食,爸爸說小店關門了,但我還是堅持要去,在微暗的天色中我第一次看到小店的窗口被木板檔起來的樣子;另一件事則是有一年可口奶滋出了葡萄夾心的新口味,我們也去小店買來吃了,那層葡萄夾心好硬,一點都不好吃。

  而今這個小店約莫的地點,早已湮沒在那數十棟高樓的中間某處。或者,原來他搬到某部宮崎駿的動畫中了嗎?

  小巷的另一側,四層高樓拔地而起,已不見昔日平房的小小院落,更甭說轉角處那株無花果,兒時偶得的小小滋味,更是靜無餘馥可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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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兩頭改建的四、五層「高樓」,夾著一巷殘破的舊時公家宿舍,彷彿把小巷的時光也鎖在某個模糊的從前,我帶著妻兒,伴著老爸、老母走在其間,好像感慨繫之,又好像沒那麼感慨。

  就像是我進小學時,搬到台北與阿公、阿媽、二叔、二嬸同住,從公寓住家的陽台往後看去,就是政大的後山,堤防、山色瞭然可見。現在呢?從同一個陽台到堤防,中間至少蓋了十排以上的公寓高樓。

  再說走過恆光橋,原本路邊有條小溪,溪中有魚、有蝦、也有螃蟹,流水清淺,正適合小學生課後去探險玩玩。小學五、六年級時,有一次向我當時最好的同學說起了抓螃蟹的事情,他大為興奮,便在週末來找我同赴小溪。但那次出遊,溪中長滿綠綠、褐褐的藻類,一隻螃蟹也沒有。同學問:哪裡有螃蟹?我則推說是季節不對。但長大一點才發現,那應該是養豬戶排放廢水的災情。

  前些年舊地重遊,想要找尋當年的小溪,我前後逡巡、東張西望,最後,只好勉為其難的指認那個位於政大研究生宿舍下方,用水泥作成兩岸及河道,中間只有一點點廢水有氣無力快要流不動的玩意兒,就是我兒時的小溪。

  這時候,記憶變成一座桃花源,當我們在紅塵中打滾多年,想要再溯河而上,卻是遂迷不復得路,真不足為外人道也!

  這些年來,有一群人一直提醒我們要記住某些人做過那些壞事;另外有一群人,則叫大家要忘了過去,不要追究,迎向未來。兩方紛紛擾擾,口舌不休。

  走過兒時巷弄,連個頹圮的場景亦成珍貴。那條殘破的小巷,因為不符合現在的消防法規,早已經發補償金完畢,限期拆遷改建。而那飄蕩在空中的我的童年,會不會無所繫縛,逐漸凋萎呢?

  一個記不住童年的民族,一個只會在懷舊餐廳中追尋新奇口味的社會,又怎麼可能記得什麼歷史的教訓?


(本文刪節版載2014年07月27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週日版)




以下看照片說故事部分,未投報。

這是我小時候家門前的巷道,感覺上並沒有那麼的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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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宿舍圍牆內的小小花圃,每戶相同。這是陳阿婆家的現狀,小時候就在那角落處有陳阿公手植的一株曇花,夏天晚上可以開出十幾朵,香氣襲人。而我家老爸也種有一本,可惜每次只開一朵,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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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小時候的花園,看起來亦不會很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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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阿婆家的現狀,依舊花木扶疏,然不久後就要搬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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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我小時候住的房子,但當年是紅色木門,庭中有樹。應該比較有氣質吧!現在看來已頗似破落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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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條巷子,是我兒時巷弄,兩旁的房子約有四分之三仍維持三十年前的建築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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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上面的窗戶就是當年我們睡的房間,而下方一點的小窗戶則是樓梯中間轉彎處開的小窗,小時候偶爾也會坐在這兒往外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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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家對面這排,是當年糧食局的宿舍,於今顯的十分斑駁,居然有點廢墟的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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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舊家門前斜對面的”小巷”(其實只是二棟建築間的小縫),沒想到居然還在!這是小時候我們這些學齡前頑童的祕密通道,以前中間是沒有檔起來的,小巷的那一頭接著一條小路,要跨過一個小水溝才能跳到這條小巷,小水溝上有一根水管可以踏一下跳過來。

當年愛哭愛跟路的妹妹小魚,就跟著我和欣達,欣睿兩兄弟一路跑啊跑,三個無良的哥哥想要擺脫這個小女生,踩著水管跳過那條水溝,結果小魚年紀太小,卻也勇敢的一踩一跳,於是就整個人掉到那條小臭水溝了!最後趕快去通知爸爸才把小魚姶撈了出來,媽媽在多年後還說那時候小魚全身沾滿臭水溝的污物,真是臭啊!

我的印象中,沒有因為這件事被大人處罰,換作是我當家長,不知有沒有這麼大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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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何媽媽家的現狀,高大而實用,卻沒有印象中那種瓊瑤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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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陶芳餐館,小時候在新竹提到好吃的餐廳,就屬這一家了,不過那是大人去吃的餐廳,我只對名字有印象。沒想居然到搬到了何媽媽家的對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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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1日

​圓山上的謊言歷史劇場

(本文原載於民報2014-07-04,投稿時並無配圖,感謝編輯辛苦配圖及讀者惠予指正文中錯誤之處。)
圓山大飯店曾有不可一世的風光,現在仍以蔣家御廚及蔣宋美齡愛吃的紅豆鬆糕等特色招徠觀光客。然若細考圓山近百年來的地景變遷,就會發現有一層又一層的歷史謊言堆疊其上,足令讀史者長歎!
2002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曾在文化界人士的抗議聲中宣布:「在水利影響及文化景觀雙重考量下,中山橋將登錄為歷史建物,並在今年防汛期後遷建,易地重現其風華。」
2014年,十多年過去了,馬英九先生由市長而總統都當到了第二任,當年拆下來的中山橋殘骸共四百五十三塊,仍然丟在河邊任由風吹日曬。所謂的「異地重建」,不過是一場被大多數人民遺忘的騙局。現在,連當年取代中山橋的中山二橋都已拆除重建,中山橋仍然只能以殘破的屍骨見證當權者說謊的嘴臉。
然而,這或許是圓山地區歷史上最小的一個謊言。
中山橋前身為明治橋,由日本人十川嘉太郎於1901年設計興建,是一座鐵製桁架橋;1912年才改建為鋼筋混凝土結構。此橋橫跨基隆河,連接南岸的圓山與北岸的劍潭。圓山大飯店其實是在北邊的劍潭山上;已經被改為花博爭艷館的中山足球場及台北市立美術館,才是在河岸南邊的圓山地區。
當初興建明治橋,是為了在交通上配合原建於圓山大飯店現址的「台灣神社」。而台灣神社主要是為了祀奉在殖民地神格化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年4月1日-1895年11月5日)。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明治天皇的叔父,曾赴普魯士留學,並參與1894年的甲午戰爭,嗣升任中將,為日本帝國精銳部隊近衛師的團長。1895年,歳次乙未,清帝國於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時任台灣巡撫的唐景崧與士紳邱逢甲等人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並請來黑旗將軍劉永福鎮守南台灣。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日軍攻臺司令官。其時日軍自澳底登陸,不久後逼進台北城,唐大總統及一干幕僚見大事不妙,潛逃回清。彼時招募來台的「廣勇」,即廣東籍傭兵,見主將逃亡,薪酬無著,無心戀戰,反而在台北城內大肆劫掠。「據聞」今日台灣富豪辜家之先人辜顯榮,開城向日軍獻降,日軍遂兵不血刃的進了台北城。
但出了台北,日軍就陷入了苦戰。從北部的三峽(日本人為了苦戰得勝作了一首「三角湧進行曲」)、新竹(北埔客家大戶姜紹祖的抗日事蹟曾被拍成電影「一八九五」)到中南部的蕭壠(台南佳里)、台南、阿猴(屏東)等地都有許多激烈的戰事。
總之,十九世紀末日本帝國有七個師團,在甲午戰爭中出動了五個半師團;而在乙未戰爭中打缺乏現代化武器的台灣反抗軍,竟也出動了兩個半師團,這證明了日本佔領台灣的過程非常棘手。而身為日軍指揮官的天皇叔父能久親王,於1895年5月29日登台(澳底),到了同年11月5日,日本天皇就發布了他的死訊。
根據日本官方說法,能久親王是在台南感染霍亂而死,後送回東京後,才對外公布,他也是第一個死在外國戰事中的日本皇族。
關於能久親王的死因,台灣各地有很多不同的傳說,有說是義士躲在樹上,倒掛金勾用鐮刀砍了能久親王的頭;也有說是躲在草堆裡,竹篙掛菜刀伸出去割了能久親王的脖子。台灣學者黃榮洛則考證能久親王是在新竹牛埔山之役遇伏中彈身亡。
不論如何,能久親王死在台灣,總是不太光榮。日本政府乃將之神格化,在全台各地廣建紀念碑及神社。其中最大的一座就是由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主導興建的台灣神社(如圖左)。能久親王的王妃島津富子,三、兩年就要來台灣哭墳一趟,總督府少不了要動員許多台灣仕紳同去悼念。這幕青衣行酒的虛偽與悲哀,就這麼鋪陳在圓山之上,一直到1944年,台灣神社才毀於一次空難事件。(原作「二戰末期,台灣神社才毀於美軍的轟炸」有誤!)。【註】
蔣介石率國民黨殘部流亡到台灣後,在台灣神社的舊址蓋了圓山大飯店。在下方山腳處則興建了一個充滿謊言的紀念物「太原五百完人塚」。
今時去看,該處有一座石碑,立碑者「孫立人將軍」的名字有被挖去又補過的痕跡;另牆上鑴刻奠基典禮的石板上,「吳國楨」的名字也有相同的情形(如下圖)。這就見證了國府來台初期,這一武一文兩大棟樑,一個被軟禁數十年,一個被流放美國老死異鄉的不堪過往。石碑上的除名與補名,豈不就是當權者玩弄歷史的斑斑史跡?
再究其實質,「太原五百完人」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更大的謊言。
太原是中國山西省省會,人稱「山西王」的閻錫山,1883年生,年輕時曾赴日就讀陸軍士官學校,返國後加入袁世凱的「新軍」,當上了相當於團長的標統。辛亥革命時,他在山西發動新軍響應,以二十八歲之齡就當上了山西督都,一直當到中國共產黨「解放中國」為止,前後近四十年。期間不論是洪憲皇帝、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汪政府或日本政府,都動搖不了山西王在山西的地位。
二次大戰期間,蔣介石身為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任命閻錫山為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游走於老蔣、日軍、共軍之間,善於折衝談判,乃能在所謂八年抗戰中保持實力,並維持其統治山西的地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彼時蔣介石的軍隊遠在大西南,無力動員接受日本投降所返還之廣大土地。反觀共軍一直在「敵後」活動,若日軍就地繳械投降,共產黨正可順利「受降」。
蔣介石為了怕中共坐大,乃密令日軍不得繳械,仍需暫時維持秩序,以待國軍之接收。換言之,就是要求日軍繼續拿著槍打共產黨。而此一要求獲得日本中國戰區司令官岡村寧次及內蒙陝北戰區司令官根本博的全力配合。而日本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則在蘇聯紅軍的壓力下繳械投降。這也是二戰後中國共產黨能順利占領東北地區,而國府尚能控治華北的重大原因之一。
事後,當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這些軍頭都在東京大審中被盟軍的戰犯法庭判處死刑時,岡村寧次、根本博等人卻都能逃過戰犯的處罰。岡村寧次以日軍在華總司令之高位,被留在南京受審,中華民國的法院居然在老蔣的指示之下判決岡村寧次無罪,令舉國大譁。
是以這些日本軍頭對蔣介石的救命之恩,亦感念在心,終身不渝。國府撤退來台後,岡村寧次、根本博等人均曾暗中協助台灣防務,曾經是禁忌話題的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於今也已不再是祕密。
閻錫山和蔣介石一樣都是留日學生,屬知日派及親日派。在日本投降之後,亦採取了和蔣介石相同的作法,積極拉攏日軍將領,勸說日本軍人就地退伍,加入閰軍行列擔任教官,甚至從事戰鬥工作。自日本投降時起至山西為共產黨占領之日止,這些名為國軍實為日軍之仮面部隊,總共在山西「服役」近四年。
國共戰爭中,國民黨軍節節敗退,自顧不暇;閻錫山並非黃埔嫡系,蔣介石更是任其自生自滅。最後在共軍的重重包圍下,山西太原乃成孤島。閻錫山當了近四十年的山西王,想與老家共存亡,還曾命製藥廠做了五百瓶氰化物放在桌上,找了一名美國記者來拍照,以示其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或許山西王一度曾有了斷餘生之念,然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時任總統的李宗仁電請閰錫山搭機至北平商議「和平談判」事宜時,他畢竟還是一去而不返了。
彼時留守太原的山西省主席梁敦厚,戰至最後一刻,自殺殉國,稱其完人應無所愧。然而老蔣所褒揚的「太原五百完人」,經現代中國學者的考證,只有四十六人是真的,其餘四百多個人名都是誤植、冒充、重覆計算、甚至造假的。
參照楊鴻儒先生所著《梅樹上的櫻花》一書所載,方知所謂「太原五百完人」,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
日本軍人本來就有效死命之傳統。在日本戰敗,日本是否亡國尚未可知之時,閻錫山收留這些本來要以戰犯處理的日軍,給予優厚的待遇,讓他們繼續與共產黨作戰。直到閰軍大勢已去,這些日本軍人自知落入共軍之手必死無疑,四顧又無退路,當然也只有殺身以報德了!而這其中恐怕也有不少人是被強迫去死,歷史無情,對這些「被殉國者」,今日也無法一一細考了。
《李敖回憶錄》中有一段寫到:「....閻錫山的許多幹部紛紛自殺於此。閻錫山到台灣後,寫『先我而死』四個字追念他們,這四個字,倒寫得頗能傳情。國民黨把這些死難者當做『太原五百完人』來紀念,但他們是閻錫山的人,不是國民黨嫡系。國民黨嫡系精於逃難,死難非其所長,所以烈士缺貨,很沒面子。」李大師寫的固然不錯,但筆下所稱屬於「閻錫山的人」,其實大部分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這不知是大師一時不查,還是曲筆避諱掉了?
「太原五百完人塚」,就建在昔日的「台灣神社」山腳下。山頂上原是日本天皇之叔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安魂之地,山底下卻是諸多無名日本軍人以仮面之姿存在的慰靈之所。這是歷史的巧合,亦或命運的嘲弄呢?
【註】《讀者郭明男先生來函提出不同意見,經原作者同意後,以補註方式敘明。再次謝謝作者許映鈞與讀者郭明男先生》,郭先生來信針對本文之「台灣神社」歷史修正意見內容如下:
關於臺灣神社,我不知道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是否也修過一個同名的神社,但是坐落在圓山的臺灣神社第一次修建快完成的時候,根據我家二姐的回憶,是在她高女(靜修高女)快畢業的那年,已經是1940以後的事,因爲她出生於1927年,即使六歲上小學,高女畢業也要十一年,所以,她高女畢業時應該是十七歲,也就是1944年前後。她們奉學校之命,參與神社完成前最後的庭院花草的種植。
差不多要完成的有一天,一架由香港飛往臺北的松山機場的飛機,正在下降,突然間,那引擎的發出異樣的聲音,直接栽進神社。頓時,神社着火燃燒。
大火撲滅後,必須立刻重建,當時的日本總督府從阿里山拿來的檜木,一下子乾不了。又急於趕工,就重建起來。想不到,在日本投降前,整個建築物都被白蟻蛀得十分嚴重,已經完全無法使用。
要之,日本人修建的臺灣神社,不是被美軍轟炸毀掉的。美軍轟炸臺北時,絕不是狂轟濫炸的,而是、定時、定點的轟炸,每天中午12點,其主要目標是臺灣總督府而已,美軍不至於去轟炸類似宗教信仰的建築物!除非被懷疑作爲軍事用途。加上,那年臺灣北部一帶的動物和女人的毛髮普遍長滿了蝨子,當時的台北人都相信,那是日本國運已經衰敗的緣故。

2014年7月9日

這不是「浣熊」颱風

近日繞過台灣北部直撲日本的強颱「浣熊」,因為名字很「萌」,讓人印象深刻。

然而,「浣熊」之名應當是一個錯誤的翻譯!

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地區的颱風,原本是由美軍聯合颱風警報中心(JTWC)統一命名;2000年後,改由設於日本東京,隸屬世界氣象組織之區域專業氣象中心(RSMC)命名,並由各會員國提供名稱,加以排序。但各國氣象機構是否採用這些颱風名稱,可以自行決定。因為台灣並不是RSMC的會員,所以沒有命名權。

「Neoguri」颱風是南韓提供的命名,韓文原作「너구리」,也是韓國一家知名泡麵品牌的名稱。

不用太有常識的人,都應當知道韓國並不產「浣熊」。浣熊的家鄉在北美洲,因其吃東西之前會將食物在水中洗濯,故名浣熊。

「Neoguri」實際上是狸貓,學名為「貉」,即成語「一丘之貉」中所指的動物,為哺乳綱、食肉目、犬科、貉屬;和浣熊屬於哺乳綱、食肉目、浣熊科、浣熊屬,完全不同。只是兩者長相近似,乍看都很可愛而已。

依中央氣象局所公布,2014年5月1日生效的「西北太平洋及南海颱風中文譯名及國際命名對照表」,其中「Neoguri」颱風的中文譯名即為「浣熊」,據悉中國及香港亦譯作「浣熊」,是以各大媒體依中央氣象局公布之標準譯名發布颱風新聞,事屬當然。

只是浣熊學名為「procyon lotor」,俗稱「 racoon」,並不是「Neoguri」;而貉,俗稱狸貓,學名為「Nyctereutes procyonoides」,英文俗名為「racoon dog」。我們只能猜測中央氣象局在翻譯時,可能誤將「racoon dog」當作「 racoon」,而讓「Neoguri」從貉(狸貓)莫名奇妙變身成為浣熊。

又或者是中央氣象局盲目跟隨對岸中國發布之中文譯文,不加查證,才會搞出這種烏龍!

這實在是一個國際大笑話!在政府一再強調大家應該要有國際觀的今日,真是一種諷刺。

(原載2014/7/9蘋果日報論壇)

補充網友提供之資訊:

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的回答:

關於名稱翻譯問題,韓國的回應是,他們的韓中字典翻譯成「浣熊」,韓國氣象廳的翻譯人員亦認同應為「浣熊」。問題出在韓國發音"neoguli"的英文翻譯為"raccoon dog",意思為"狸",而"浣熊"的正式韓文發音為"neunneoguli"。目前,我們還是尊重韓方的答覆,這個NEOGULI颱風的中文名稱就是「浣熊」。

2014年7月4日

我親愛的台灣猩猩兄弟們

061223紅毛猩猩_017


小時候上生物課時學過瑞典學者林奈的生物分類法,依「界、門、綱、目、科、屬、種」來分類,人類在這個系統下屬於「動物界、脊索動物門、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人種」。其中「人科」之下只有一屬一種,簡言之,就是整個人科,就只有「人類」這麼一種動物。


人類這種狂妄自大的主流心態,其來有自,至少也有數千年的歷史。不論是依照上帝自己的形象或女媧的品味,我們總自稱為「萬物之靈」,將其他動物視為「物」,與「人」截然有別。


如果用DNA的近似度來區分物種,人類與黑猩猩之間的差異,小於黑猩猩與大猩猩、紅毛猩猩之間的差異。所以說,如果用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來分類,黑猩猩應該跟人類分在同一組,而不是與大猩猩、紅毛猩猩站到同一邊。事實上,依現今學界通說,「人科」之中至少應該有五種動物:人類、黑猩猩、矮黑猩猩(巴諾布猿)、大猩猩以及紅毛猩猩。畢竟人類與黑猩猩的DNA相似度超過百分之九十九,兩者間的差異比起非洲象與亞洲象的差異還要小。如果非洲象和亞洲象都被我們稱作「大象」,那麼人類與黑猩猩為何不可都稱為「人」,或者都稱為「猩猩」?


事實上,曾以《槍砲、病菌與鋼鐵》一書榮獲普立茲獎的美國通才學者賈德.戴蒙也曾寫過一部《第三種猩猩—人類的進化及未來》,其所謂的「第三種猩猩」就是指人類;另外兩種則是黑猩猩與矮黑猩猩。


前些年,奧地利有一群人向法院為一隻黑猩猩申請監護權。依據奧國的法律,只有「人類」才有所謂的監護權,其他的「動物」、「寵物」則沒有監護權的問題。因此,這個申請案中的律師和學者竟向法院主張:「黑猩猩也有人格」,所以可以像人類一樣享有監護權。


要人類世界的法院承認黑猩猩有人格,在可預見的未來,恐怕是難以實現。不然在動物園裡關著黑猩猩,是妨害自由;在馬戲團裡虐待黑猩猩,是使人為奴隸;在實驗室拿黑猩猩來作藥物實驗,就無疑是一種謀殺了。


不過,奧地利的法律學者膽敢作此主張,必然有相當的理論依據,不然也不會被國際媒體報導。然而對大部分的台灣讀者而言,這恐怕僅是一則荒謬的趣聞,很少人會去思考這個問題的後面大有文章。


什麼是「人類」?我們是用什麼標準、什麼條件來區分何者為人類,何者非人類?考諸歷史,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法國作家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寫過一本小書《我們人類-人類追尋自我價值及定位的歷史》,英文書名是「So You Think You're Human」,直問讀者:你以為你自己是人類嗎?


人類的「文明史」數千年,也不過就是數百年前,西方白人認為「黑人」不是人類。在一些神學辯論中,有一派意見認為黑人的「感覺遲頓」、「缺乏道德感」、「難以相信能夠具備人類的情感」、「不可能出現人類高尚的氣質」,因此黑人是「動物」,而不是「人類」。所以西方白人奴役黑人,一如役使牛羊,並不會犯下宗教上、道德上的罪,為帝國主義提供了便宜的理論基礎。


然而諷刺的是,在數千年前舊約聖經所記載的所羅門王時代,遠從非洲而來的示巴女王還曾跟所羅門王燕好而珠胎暗結,回國後生了個非洲王子,統治著位於衣索匹亞的示巴古國。在近世帝國主義駕臨非洲之前,衣索匹亞的王室一向自稱是希伯萊人。是以非洲黑人在數千年之前還是與所羅門王平起平坐的「高貴人類」,數千年之後卻不幸淪為西方人眼中的「動物」,這真是情何以堪?還好現在又變成「人類」了!


因此,什麼是「我們人類」?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有著變動不一的標準,並不是涇渭分明的概念。


有趣的是,在大航海時代之前,當歐洲人第一次看見從非洲帶回來的黑猩猩時,對於這個前所未見的物種是否屬於另一種「矮小的人類」或「野人」,其實是頗為遲疑的。早在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編者席維斯提,甚至認為猿是人類的「後代」,是一種「因為墮落而被上帝處罰的人」。


世居西非的原住民部落,與黑猩猩毗鄰而居已有數千年至一萬年以上的歷史,在他們的眼中,黑猩猩其實算是另外一種「人」,有的部族稱黑猩猩為「回到森林中的人」、「野人」、「人類親愛的兄弟」,有的部族自稱是黑猩猩的後代,也有部族會為野地中死亡的黑猩猩舉行與族人相同的喪禮。因此,事實上並非所有的「人類」都將黑猩猩視為人類以外,與人類截然不同的動物。


當然,有人會質疑「黑人」與「黑猩猩」的例子不能互相類比。因為當年西方白人認為黑人不是人類,那是他們沒知識兼無衛生的偏見;若站在黑人的觀點來看,黑人當然認為自己是人類,至不濟和歐洲人一樣都是人類沒錯!


我們「人類」於今普遍認為黑猩猩與我們截然不同,不是人類;但黑猩猩是如何看待自己,黑猩猩認為他們自己和人類是同一種,還是不同一種呢?


目前我們無從確知一群野地黑猩猩的集體意見,但或可說說一位被人類教授夫妻領養在家中的黑猩猩小姐「露西」的故事。所謂領養,是把「露西」當成小孩來養,吃飯上餐桌,睡覺在臥室;而不是當成寵物養在籠子裡。「露西」小姐和人類小朋友一樣喜歡玩圖片分類的遊戲,有一天,她的養父母發現「露西」把自己的玉照和羅斯福總統夫人的照片放在同一堆,而把其他黑猩猩的照片和狗、牛等動物放在另一堆。由此推知「露西」認為自己是「人類」,而非黑猩猩。


「露西」長大之後,養父母無法再將她繼續養在家中,就把她還給研究團隊。當「露西」被安排走入一群「黑猩猩」中間的時候,表情驚駭不已!但不久後,「露西」也接受了其他的黑猩猩原來也是她的同類。而這個認同是「露西」認知自己不是「人類」而是「黑猩猩」;還是她發現原來其他黑猩猩也是「人類」,則是一個頗值玩味的哲學問題。


後來「露西」的養父母籌了一筆錢,決定把「露西」送回非洲去「回歸自然」,並請一位研究生珍妮斯.卡特陪著「露西」去熟悉一下非洲的環境。這位研究生小姐原本打算最多一個月就可以回家,不料一待就是三年多,才好不容易完成任務。換個角度想,如果要把一個從小在美國教授家庭成長的「人類小孩」送到非洲叢林裡去「回歸自然」,至少也要熟人陪個三年,才能平復她驚恐的情緒吧!著名的黑猩猩學者珍古德博士一向反對將人類飼養的黑猩猩送回非洲野放,因為她深知黑猩猩和人一樣,日久他鄉是故鄉,一旦離開了長期生活的環境,硬被「回到非洲」,下場往往十分悲慘,「歸鄉」絕對不是人類一廂情願的浪漫想像。


「露西」小姐回到非洲留學三年,終於學成畢業被「野放」,回到森林裡之後不久,卻被盜獵者射殺剝皮。說到底,自以為是人類的「露西」,最終還是死在「自己人類」手裡。


因此,哲學家興起了一個疑問,除了DNA之外,到底要具備什麼特質,才能算是人類呢?


是「使用工具」的能力嗎?早期學者曾有此一說,但科學家已經證明黑猩猩、矮黑猩猩、大猩猩、紅毛猩猩都有製造工具及使用工具的高度技巧。


那麼,是「使用文字」的能力嗎?如果此說成立,世界各地很多沒有文字的原住民部落,都不能算是人類了。


又難道是「使用語言」的能力嗎?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早年曾提出這個廣受引用的理論。如果「語言」指的是用嘴巴說出抑揚頓挫的語音,那麼在大猿家族中的確只有「人類」比較在行,黑猩猩、大猩猩等大猿的喉嚨在生理構造上無法發出類似人類這般多樣的聲音。但若「語言」的定義如此狹窄,那麼瘖啞人士、失語症患者或某些自閉症患者可能都不能算是人類了。


因此,「語言」一說,似宜定義為對複雜事物的溝通能力,可以作情感性、概念性、抽象性的描述。比方說瘖啞人士所使用的「手語」,也該算是「語言」的一種。


美國的傅茨教授在其名著《我的猩猩寶貝--科學家與第一隻會用手語的猩猩》一書中,已經證明了黑猩猩也會使用標準的美國手語。本書原名作「NEXT OF KIN--What Chimpanzee Have Taught Me About Who We Are」,非常清楚的寫出了「Who We Are」,人類和黑猩猩是「We」,人類不再是孤獨的「I」。可惜中譯書名沒有表達出這層深刻的意義。


傅茨博士和他的黑猩猩寶貝「華秀」可以用手語溝通無礙,「華秀」打的手語,美國的瘖啞人士可以看得懂。而且「華秀」可以在沒有「人類」協助的情形下,將她學的手語教給她的養子, 一隻名為露利斯的小黑猩猩,然後彼此使用手語溝通。傅茨博士發現,「華秀」不但可以使用正確的手語和人類及黑猩猩溝通,還會自己組合不同意義的手語造出新詞句。


而且黑猩猩一旦學會手語之後,就算被隔離在沒有手語的環境十幾年後,依然不會忘記如何使用這種「語言」。


傅茨博士的黑猩猩手語實驗中曾有一隻黑猩猩波依,因學術鬥爭等種種緣故,在一九八二年被送去其他實驗室作藥物實驗。一九九五年,美國廣播電視新聞台策畫了一個探討猩猩實驗倫理的節目,主持人邀請傅茨博士一同前往,事隔十三年,當傅茨博士出現在波依面前,波依一眼就認了出來。當傅茨打出手語「嗨,波依,你還記得!」,波依馬上用手語打出了「波依、波依、我是波依」、「給我吃的,小羅」,「小羅」則是十三年前波伊對傅茨教授的手語暱稱。這兩個人(或這兩隻猩猩),就在實驗室裡隔著鐵籠用手語交談,互相呵癢、嘻戲;當傅茨博士不得不離開時,波伊的嘴角馬上往下掉,身子癱了下來,退到籠子深處,流露出真實深刻的情感。這個未經安排的畫面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播出,感動了美國觀眾,大量的捐款湧入,終於讓黑猩猩波伊脫離了實驗室的牢籠,搬到加州一個非營利野生動物保護機構,在寬闊、舒適、綠意的環境中頤養天年。


當我們追索歷史,發現人類自己在定義「何謂人類」時,向來是先有結論,再定標準。每當科學家有了新發現,比如說猩猩會使用工具,會合作打獵,會從事生存以外的娛樂行為,會做出與覓食無關的戰爭行為,會用手語溝通,會從事繁殖以外社交性、享樂性的性行為等等,人類就會進一步修改「人類的定義」,以便把「非人類的猩猩」排除在外。過去的演化論者曾追索一個「失落的環節」,認為人類由動物演化而來,固無疑問,但從動物跨到人類這一步,進步之大,實在是太過神祕難解;所以在這一小段的演化過程中,必然有一個「失落的環節」尚未被發覺。


如今,黑猩猩是否應該享有「人格」,或無定論。但若說黑猩猩與人類之間有什麼「失落的環節」,則是人類自大的迷思!黑猩猩是人類的兄弟,我們中間並沒有所謂的「失落的環節」,黑猩猩也有智慧、有感情、有「語言」,人類只是學會了用嘴巴說話,方便空出兩隻手來做事情而己。這中間既不是鴻溝,也沒有失落什麼不可思議的東西。


在台灣的靈長目動物,除了人類之外,就只有猴科的台灣彌猴,並沒有其他原生種的人科大猿,但台灣和紅毛猩猩卻有著很深的緣份。我們曾經是舉世公認的紅毛猩猩殺手。一九八七年,張小燕主持了一個益智問答節目「頑皮家族」,向六福村野生動物園商借了一隻紅毛猩猩「小莉」一同主持,「小莉」可愛的模樣迷倒了大批觀眾。彼時的台灣錢淹腳目,有錢人爭著養紅毛猩猩當寵物。據非正式的統計,在民國七、八十年間,最高曾有一千隻左右的紅毛猩猩生活在台灣。台灣也是印尼及馬來西亞以外,擁有紅毛猩猩族群數量第三多的國家。


全世界的野生紅毛猩猩都居住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的熱帶雨林裡,公的紅毛猩猩單獨行動,小紅毛猩猩則跟著媽媽過團體生活。台灣有錢人把紅毛猩猩當寵物,當然要養小的,最好是BABY,養大了才會和主人有感情。印尼的獵人們為了滿足這種市場需求,當然只抓小隻的紅毛猩猩;而小紅毛猩猩被抓的時候,他們的媽媽、阿姨們當然不肯;為了抓小的,這些力大無窮的成年雌性紅毛猩猩就不免成了槍下亡魂。而且,台灣從未准許紅毛猩猩當成寵物合法進口,所以小紅毛猩猩們只好坐著漁船偷渡入境,通常走私十隻,只有一至二隻可以存活,到達台灣有錢飼主的家中。


因此,一個簡單的數學算式是:台灣有一個有錢人養了一隻小紅毛猩猩,代表有五至十隻小紅毛猩猩死在偷渡來台的海上,並代表有另外十至二十隻小紅毛猩猩的媽媽和阿姨們死在印尼獵人的槍下。台灣的有錢人養了近一千隻的小紅毛猩猩,就代表有上萬隻的紅毛猩猩為此死於非命。因此,當國際動物保護團體的撻伐聲一起,台灣簡直是百口莫辯。這個事件,也是台灣社會第一次認真看待動物保育的問題,也催生了日後的野生動物保育法。


如果說黑猩猩和矮黑猩猩(巴諾布猿)是人類的親兄弟,那麼紅毛猩猩和大猩猩可算是人類的表兄弟,紅毛猩猩與人類基因相似度也高達96.4%。二十年前台灣因為紅毛猩猩的事情遭到國際圍剿之後,政府大力宣導敦請飼主們捐出紅毛猩猩送回婆羅洲的老家;但很多飼主因為和紅毛猩猩有了感情,而且當初也是花了不少錢買的,因此遲遲捨不得交出來。


農委會也曾經邀請研究紅毛猩猩的外國學者到台灣,為此開了一場討論會,邀請紅毛猩猩的飼主們到場。當這位國外學者看著一隻隻紅毛猩猩坐著雙B的名車,好像寶貝一般地被有錢的主人們抱著帶到會場,他也了解到,說台灣人「虐待」紅毛猩猩乃言過其實。當時的台灣人只是在動物保育這方面民智未開,沒有正確觀念而已。


據說這位國外學者當場對台灣這些紅毛猩猩的飼主們表達敬佩之意,因為據他所知,紅毛猩猩是一種力大無窮,野性難馴的野生動物,成年後可以長到一百七、八十公分,因為基因相似度高,也可能與人類互相傳染疾病,需要專業的飼養人員及飼養環境,才能避免發生危險。而台灣人居然可以把這些野生動物養在家裡,和大家一起看電視、吃飯,相安無事多年,真的是「運氣好」兼「勇氣可嘉」啊!


經過如此的解說和宣導之後,有些飼主才終於下定決心將親如家人的紅毛猩猩送回印尼婆羅洲。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也曾來台灣拍攝送紅毛猩猩回家的紀錄片,其中有一位女士養的紅毛猩猩,教養非常的好,在印尼下機時,手上握了一個東西,保育人員想叫牠打開手掌卻沒辦法,一直到同行的飼主叫牠把東西放下,這隻紅毛猩猩才將手打開,她居然握著自己的便便。


原來在飼主家裡,這隻紅毛猩猩知道便便的時候要坐到馬桶上,她坐飛機的貨艙沒有廁所,也不敢隨便弄髒地板,所以就將便便一直握在手裡,不願意放下來。我想人類的小孩都沒有這麼貼心與聽話吧!這隻紅毛猩猩的智慧非常高,BBC追蹤多年,發現野放一些年後,她變成了一個野生紅毛猩猩群的領袖,飼主在多年後也曾在保育人員的陪同指導下到保護區去看過牠,躲的遠遠的,但據說這隻紅毛猩猩好像還是感覺到了。


而更有趣的則是這批在台灣留洋過的紅毛猩猩,因為在飼主家中學過用湯匙、叉子來吃飯,工具操作之技術水準超越同儕,傳授了很多新玩意兒給他們印尼的同胞。婆羅洲當地的雨林有一種樹,果實長有厚皮,原本並非紅毛猩猩的食物,但這批由台灣學成歸國的紅毛猩猩硬是有方法將果實弄開,發現十分好吃,一段時間後,居然連原本野生的紅毛猩猩也學到這項技術。此事還引起當地研究生態的學者一度擔心那種樹將來會絕種。


成年的紅毛猩猩力大無比,雄性更有可能長成龐然大物,在雨林中有拔山倒樹之威。台灣紅毛猩猩回娘家的活動,在印尼方面拒收八歲以上的紅毛猩猩之後,無以為繼,前後算一算只成功送回了三十多隻。之後主管機關又辦理紅毛猩猩登錄作業,多年來登錄在案的卻不到一百隻。據此推算,在台灣仍有數百隻的紅毛猩猩是黑戶,是死是活,健康與否,難以確知。


現下收容紅毛猩猩最多的單位是屏東科技大學的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空間雖然不小,但對於紅毛猩猩而言仍是形同坐牢。多年來送了幾隻給中國、日本等地的動物園,也曾經和英國合作,將一隻芳名「阿美」的紅毛猩猩送往英國的Monkey World進行保育繁殖計劃。台灣人好像想要默默的為這些嬌客們各尋歸宿,或者,其實是想要拋掉這些燙手山芋,裝作看不見,等待他們自然死亡,覆蓋在歷史的塵灰之下不再想起。


紅毛猩猩的故鄉是婆羅洲與蘇門答臘的熱帶雨林。日本、英國是溫帶國家;中國的福州、南京動物園緯度也較台灣更高,而且中國相關機構未能善待動物的前科累累,紅毛猩猩可否得到最佳照顧也頗堪疑慮。若我們有點良心,便會發現對紅毛猩猩來說,上述地點都比不上有著熱帶氣候的南台灣啊!


更何況,台灣民間過去曾有高達一千隻左右的紅毛猩猩,如果能好好的找出來妥善安置,可以說全世界除了印尼及馬來西亞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台灣更適合來做紅毛猩猩的保育繁殖計劃。


紅毛猩猩是華盛頓公約裡的瀕危物種,亟待人類的協助與保育。台灣不會是紅毛猩猩最後的家園,但在保育繁殖上,我們因為歷史的錯誤,反而得天獨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而紅毛猩猩的平均壽命約有四十年,如在人工環境下妥善照顧,可以活到更老。當年被偷渡來台的小紅毛猩猩們,算算現在應當還在人世間。就算不予繁殖,也該讓他們有個自由開闊的家園,可以像黑猩猩波伊一樣舒舒服服的安度晚年。


往昔所造諸惡業,皆從無始貪瞋癡。紅毛猩猩是台灣人當年的貪婪與癡愚所造之一大惡業,而今,我們要沈默、視而不見,讓這個惡業繼續往下深深的種在故鄉的土地上;還是應該「一切我今皆懺悔」,彷照外國經驗打造一個紅毛猩猩可以安居的樂園,多少還一些給這些地球上所存不多而在台灣受難的猩猩兄弟們吧!


(刊載於民報 2014-07-02【專文】人類,多了一張嘴說話的猩猩?


2014年5月23日

近日書話隨記

有時候讀一些實用的書,有時候讀讀掌故、科普,有時候翻兩頁詩話,或者讀一本小說。

同樣的東西讀太多,會累,就換一種。沒有一門深入的結果,就是駁雜,要由駁雜變成博雅,那是看不到頭的長路。

讀小說比較麻煩,沒辦法拖太久,忘了人名和情節,就得再從頭開始。但每隔一段時候,就會感覺人生有小說之必要。

前幾天抽了本卜洛克的《在死亡之中》,馬修史卡德系列的第十集。

會抽出來,是因為我一時手滑,上網買了今年由傅月庵重新校定出版的「馬修.史卡德系列珍藏紀念版套書」,附松木的書盒和作家親筆簽名紀念卡,想必極為精緻。

會「想必」,是因為書送來之後,發現體積不小,沒地方放,所以乾脆連紙盒也沒拆的先「儲藏」起來。

空間如此珍貴,所以我想,一個正常人不應該坐擁兩套馬修史卡德全集。雖然,看到網路上有人說,要把珍藏紀念版放起來,再準備一套專供閱讀。

但我不想假裝我也是這種品味高尚的藏書家。雖然很多是初版,舊書還是打包送去讀冊拍賣了!

不知為何,漏了這一本《在死亡之中》。書薄,所以動心起念讀個一回,再拿去賣吧!

果然,馬修.史卡德就是人生啊!

為此,兩年前赴美旅遊時,我真的在夜裡的街角雜貨店買了一瓶野火雞牌的波本威士忌,老闆把酒放在牛皮紙袋裡。昨夜幾乎要倒一杯來配小說了(馬修在第十集時,還沒有開始戒酒)。

然而不行,我喝酒容易胃脹氣,輾轉難眠的夜已不再適合我。我不是住在紐約的旅館房間,我只是偶爾住在小說裡。

此外,妮可.克勞斯的小說《愛的歷史》放在架上恐怕有兩、三年了。我是抱著趕快看看有沒有書讀完就可以丟掉的心情拿來讀的。結果,只能歎氣!我當初選書的眼光怎麼那麼好?

事實上,我原本的衝動,是想寫一篇小文章來推介《愛的歷史》。但不知怎麼的,就寫成這樣了!

小說與人生,好多難以預測的轉彎,如是我活。

2014年5月20日

鄭伯克與段于鄢

新新聞週刊於2014年5月10日由記者左拉拉發表了一篇「用左傳維繫家庭與國家的秦氏教子術」,寫的是秦厚修對馬英九總統姐弟們的教育。我想,記者一定是亂寫!不然就是馬家子女不學無術,在受訪時胡說八道。畢竟秦厚修是老一輩受過教育的人,中文有可能爛到這種程度嗎?

茲引報導中的一段來看:

「馬家孩子多,難免鬥嘴吵架,而秦厚修就把《左傳》「鄭伯克與段于鄢」當成教小孩要「相親相愛」的教材。每當孩子吵架,她就要孩子拿出《左傳》,翻到這一篇,要他們念出來,然後她再解釋給他們聽。「做兄弟要一心一意,相親相愛,做母子的也是。家庭如果不和睦,就會影響到國家大事。」所以馬家的孩子們,從小就知道要互相照顧。」

「鄭伯克與段于鄢」是什麼東東?左傳寫的是「鄭伯克段于鄢」,「鄭伯」是一個人,「段」是他的弟弟,「鄢」是一個地名。到了記者筆下,卻好像變成「鄭伯克」與「段于鄢」二個人,這實在是太離譜了!

在這個故事中,鄭伯是一國之君,弟弟段卻叛變,兩人兵刀相見,哥哥把弟弟打到國外去避難了。要用這個故事教導子女「相親相愛」,大概只能用作反面教材吧!

在「後宮甄環傳」這部連續劇中,劇情發展到乾隆登基之後,向太后甄環請教讀書上的問題,問的便是這篇「鄭伯克段于鄢」。甄環知道了皇上的意思是怕受寵的太后親生兒子會與皇兄爭權,便把自己的兒子過繼給果親王傳嗣,以示絕無此意。

當時看連續劇的是許小妹,我問她,甄環說的「鄭伯克段于鄢」是什麼意思?她當然不知道,所以我就趁機講了一些給她聽。我相信不論她聽進去多少,未來一定不會像馬英九的程度這麼差!

「鄭伯克段于鄢」是孔子作《春秋》裡的一段記載,就這麼六個字而已。《春秋》是記載魯國觀點的一部史書,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就是說除了魯國的《春秋》之外,還有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都是記載同時代歷史的史書。但流傳後世的只有《春秋》。

《春秋》是孔子所作五經之一,只寫了「鄭伯克段于鄢」六個字,誰看得懂啊?所以要有「傳」,即註釋書,才能了解孔子到底在說什麼。孔子的弟子公羊和穀梁各作了一本註釋書,被稱作《春秋公羊傳》與《春秋穀梁傳》,主要寫的是孔子的訓誨。而左丘明所寫的《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則除了孔子的訓誨外,還把整個故事都詳細的寫下來,可以說是上古時代最重要的史書。

簡單來說,故事是這樣的。鄭武公(鄭國的君王)娶了武姜當皇后,生大兒子時,武姜在睡夢中陣痛,受了驚嚇,便把長子取名叫「寤生」,不喜歡他;而偏愛二兒子「段」。武姜希望老公可以立二兒子為太子,但鄭武公不肯。

鄭武公死了之後,長子寤生即位,是為鄭莊公。武姜替二兒子段請求「京」這個大塊地方作為封地,莊公照准,所以段又被稱為「京城大叔」。

很多大臣勸告鄭莊公,段的封地太大了,權力也太大了,恐怕會謀反。鄭莊公卻說,那是我老媽的要求,我能怎麼辦?大臣說:就因為汝老母既偏心又貪心,所以你才要管一管啊!結果鄭莊公回答: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成語即出自此篇),你們等著瞧吧!

果然,最後段舉兵叛變了。老母武姜還做了內應。但鄭莊公早有準備,「京」地的人民也唾棄段,所以段就逃到了鄢。鄭莊公在鄢擊敗了段,段就逃亡到共國去了。所以左傳中稱段為「共叔段」,意思是跑到共國、君王的弟弟、名字叫段。

孔子針對這件事,在《春秋》裡記下了「鄭伯克段于鄢」六個字,《左傳》註釋:「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意思是說,段是鄭莊公的弟弟,哥哥本來就有教導弟弟的義務,鄭莊公不但不教好弟弟,反而故意縱容他,讓弟弟越走越偏,最後謀反。因為段沒有做好弟弟的本分,所以孔子直書其名,不稱其為弟弟;君王討伐叛亂,以正對不正,應稱作「伐」,如弔民伐罪。但這件事是鄭莊公這個哥哥有意造成,所以孔子稱「克」而不稱「伐」。「克」是指平等的二方,一方戰勝他方所用的字,所以《左傳》說「如二君,故曰克。」

又鄭國的國君,以前在周天子分封諸候時,爵位為「伯」。然當時周天子已勢微,鄭國則十分強大,「武公」、「莊公」都是君王的諡號,《左傳》也作如此的尊稱。但孔子卻將鄭莊公稱為「鄭伯」,不稱「鄭主」,正是在譏刺他沒有盡到為君、為兄教導弟弟的責任。

因此,「鄭伯克段于鄢」中,「鄭伯克段」這短短四個字,就已經說明了孔子對這個事件完整的歷史評價。此即所謂「微言大義」!

我想,馬英九應該懂不了這麼多,因為秦厚修也未必真的懂左傳。如果她真的懂,她兒子應該要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這種可怕。

至於那個記者左拉拉,我建議可以找一面牆自已撞一撞,也許真能遇見屬於你的鄭伯克或段于鄢!

2014年4月29日

【讀詩】何人不起故園情?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巾。
~唐 杜審言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唐詩,並不是一種沒有功能性的純文學作品。常常是你一首來,他一首去,互相唱和,也湊湊熱閙。因此隨寫隨丟,或題壁而去,或卷秩散佚,總是散見各處記載,由後人來搜羅編輯。所以李白全集,不是李白編的;杜工部集,也不是杜甫編的。

作詩是唐朝文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時、因地、因人、因事,有感而發,無感也要唱酬一下。因為不著意,所以更顯真實。這是後世的詩遠遠不能相比的地方。

比方說初唐四傑之首的王勃,其名詩《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詩云:「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霑巾。

這是在一位姓杜的朋友要到四川當官的離別PARTY上,王勃所寫的相送詩篇。王勃與這位杜少府未必有什麼太深的交情,在這種應酬的場合,也不宜太濫情。此時王勃想到曹植與弟弟曹彪分別時所寫的《贈白馬王彪》,其中有「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二句,於是脫胎而成「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筆下豪情躍然紙上。在此後的送別場合中,這兩句詩不知被引用了多少次,難怪可以流傳後世,成為經典。

而文章開頭所引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是應酬之詩。由詩題可知,杜審言是在晉陵(江蘇常州)這個地方和陸縣長一起出去走春,縣長寫了一首詩叫《早春遊望》,而杜審言作了一首詩來相唱和。

一般人對杜審言之名可能略感陌生,但若說他就是詩聖杜甫的阿公,便可知其來頭不小。這首《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還被明朝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胡應麟推舉為初唐五律第一。至於當初和杜審言一起出去玩的陸縣長是誰?他寫的《早春遊望》詩句如何?則早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沒有人知道了。

上舉杜審言和王勃的二首詩,都提到「宦遊人」三個字。若不了解「宦遊人」是什麼?就不能理解這些詩在寫些什麼!

古代中國的官制設有迴避制度及輪調制度,也就是本鄉人不能在本鄉當官,而且在一地當官到了一定時間,還要調動一下,這些都是為了要防堵弊端。因此古人若走上考科舉、求功名之路,一旦成功,也就代表著離開故鄉的生涯就要開始。有一句成語叫「告老還鄉」,又有句話叫「辭官歸故里」,都是在說只有離開了公職,不再當官之後,才能踏上回老家的路。唐朝賀知章的《回鄉偶書》詩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正是此種官吏生涯最鮮活的白描。

在這個背景下,就不難了解為什麼中國會有那麼多的懷鄉詩了。因為會寫詩的人都是有讀書的,有讀書的都想去當官,當了官就要到老離鄉背井,那麼想家的心情就讓這些文人寫了一首又一首思念故鄉的詩。

杜審言祖籍在湖北襄陽,實際上住在河南洛陽,只是既然當了「宦遊人」,就不得不受命奔赴江蘇晉陵當官了。

其實,江南的春天多美啊!氣候宜人,鳥語花香,豈是湖北、河南這種地方能比的呢?可偏偏人在想家的時候,看到了新的景物,感受到新的氣候,雖然一切這麼美,卻怎麼突然心裡緊了一下?好像觸動了某一個幽微角落的心情!

所以說,「偏驚物候新」的「偏」這個字,就是《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這首詩的重點,後面所寫「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等等景物之淑美,都無非在反襯這個「偏驚」的心情。

李商隱的無題詩:「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其重點也在首句「昨夜星辰昨夜風」,其後所描述的種種美好,再怎麼淒迷眩目,都只是昨夜被風吹散的夢,夢越美,醒越痛!不是嗎?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雖是杜審言與陸縣長的酬唱之作,但真實的說出所有「宦遊人」的心境,自然大大的感動了古代的文人。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裡說:「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詞脫口而出而無一嬌柔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無失一。」依這個標準來看,《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真不愧為大家之作!

然而,如果有人沒有故鄉呢?

或者說,有人的故鄉和別人的都不一樣?那怎麼辦?如果大家在送別的遠方,其實就是我來的地方呢?

叫我如何能與這群人唱和?我的懷鄉心曲,又如何才能與朋友共鳴?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唐 李白 《春夜洛城聞笛》

李白的身世至今仍是一個謎,但通說認為他是西域碎葉人,故鄉在今日吉爾吉斯的托克馬克附近,年幼時隨父遷居到四川綿州。我想他血統上應該是胡人,或者是胡漢混血。

從李白一生的詩篇及墓誌銘,我們查不出他的故鄉在那裡。他的歸鄉思路,也許總是走在和別人相反的道路上。別人是「西出陽關無故人」,而李白的故鄉更在陽關之外啊!這會不會是李白心裡巨大而黑暗的痛呢?

是不是因為這樣,讓李白只好放大氣魄,將自我的情感投射於八荒六合,充塞於天地之間。

所以他說「何人不起故園情?」。跳開自我,超越自我,將自身的懷鄉感觸,一下子就放大到每個人身上。這種讓境界突然跳上另一個軌道的手法,可以說是李白的大絕招。文字看似平易,但功力絕非尋常啊!

我想,這也是李白之所以為李白,而杜審言只能是杜審言的差別所在吧!

只是寫就這個「何人」,不知藏了多少辛酸在其中,千載之下,誰又能解得其中味呢?


(載於2014.4.28、29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2014年4月3日

白狼張安樂的身分問題

前日白狼率眾去和反服貿的學生及群眾嗆聲,引來許多人不滿。也有人質疑白狼已經是中國那邊的人,怎能能夠參與政治活動呢?還有網友打電話去移民署詢問,移民署官員回答大陸人不是外國人,本來就不是外國人,大家都誤會了云云。這段話被錄音起來,在網路上瘋傳。

這個回答想必很多人不能接受吧! 但依照目前台灣的憲法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相關規定,目前仍為「國家分裂狀態」,因此該移民署官員除了說「都是同一個民族,只是生在兩岸不同」這一句話有問題之外(法律規定與民族無關),其餘所言其實是符合現行法律的規定。

雖然社會大眾一般認知上,認為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各有各的政府,各拿各的護照,可說涇渭分明。但是在台灣的法律體系中卻不如此認為。我們片面的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也當成中華民國人。

依國籍法第三條規定,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屬中華民國國籍。因此,白狼的父母均為中華民國國民,他當然是中華民國人。不過在這個定義下,習進平和鄧小平也同為中華民國人。

為了解決這種荒謬的現象。乃將中國民國人又區分為台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台灣地區人民是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大陸地區人民則是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以及旅居國外的大陸地區人民。

因此在台灣擁有戶籍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就算你祖宗三代都是台灣人,父母妻兒都在台灣,一旦你沒了戶籍,就會變成無戶籍國民,有可能會被移民署「遣送出境」。一個正常國家可以依法定程序處罰自己的國民,但絕對不可能把國民「遣送出境」,可惜台灣並不是正常國家。泰緬孤軍的後裔、國外出生的台灣之子,常因弱勢沒有依規定申辦戶籍而遭到遣送出境的悲慘命運。

而依同條例第九條之一規定,台灣地區人民不可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的護照,否則,會喪失台灣地區人民的身分,沒有選舉、罷免、服公職、軍職等權利。雖然報載張安樂領用大陸地區的護照,不過根據移民署的查證,張安樂雖然被註銷了台灣的護照及戶籍,但他在對岸一直是持用台胞證。這部分有經過海基會、海協會的認證程序,因此應當不假。(除非中國官方配合白狼造假)

所以說,白狼這種離開台灣太久,以致於喪失台灣戶籍的台灣人,依法是可以申請回台,辦理恢復戶籍的手續。多年來他一直想要回來,但政府是多方阻擋,不願發給他回台的證件,張安樂既沒有台灣護照,也沒有中國護照,只有中國發的一張台胞證,欠缺合法入台的文件,所以沒有辦法回到台灣,除非用偷渡的。

一直到去年,移民署才發了入台許可證給張安樂,讓他回國投案。張安樂回台後也申請戶籍登記,又成為現行法制下的台灣地區人民。

政府之前擋人回家的作法,並不適當。雖然張安樂是個該死的黑道,也是中共的同路人,但人權就是人權,不能打折扣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這裡,精神都要分裂了吧!

我只能說,台灣人對於法律沒有感情,認為那不關自已的事情。不認為法律是用來約束政府,保護民權的武器。反而把法律視為權力者統治人民的工具,敬而遠之。

殊不知近代西方法律之演進,正是人民爭取權利流血流汗的過程。法律是人民辛苦奮鬥得來的東西,因此倍加珍惜,不容政府侵犯。

台灣的法律都是抄來的,其內涵超過台灣民眾對於權利意識所能理解的程度,所以無感。在服貿之前,行政機關已多次以行政命令備查之方式通過與外國之協議,人民並不敏感,並不覺得權利受到侵害,多數立法委員居然也「默默承受」,這其實才是台灣人缺乏「法治觀念」的真正悲哀!此次的太陽花學運,如果最後能促成立法,或許正是台灣人開始以自身的權利意識建構法制的重要里程碑,值得期待。

話說回頭。關於憲法增修條文及兩岸條例所規制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法律關係,不論你高興不高興,他就是這樣的規定的。

你覺得很離譜,很不能接受,那是因為你從來不曾關心他。對於法律上如何界定台灣人這件事情,你覺得沒有討論修改的必要,也沒有強力爭取的意願。

所以說,當台灣的主流民意是「維持現狀」,認為「法理台獨」沒有必要。如果你也認為是這樣,今日聽到移民署官員依法回答你的問題,你又何必震驚呢?

2014年3月21日

談談服貿協議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寫在前面:

先前寫了這篇文章,寫完之後發現背後的問題其實大的多,已經超出我的寫作能量所及。所以就把文章貼在臉書上,聊供參考。但這幾日上網看看,發現不少人對這些最基本的法條還是沒有什麼認識。所以決定還是貼在部落格以供查考好了!

但請注意,這是一篇論述仍有不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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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本文:


兩岸服貿協議的問題近日引發了學生占領立法院的重大爭議。起因在於國民黨團認為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一條之規定:「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成之;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而本案送交委員會早已超過三個月,所以視為已經審查完畢,即刻生效。

問題在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算是一道行政命令嗎?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規定:「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

兩岸服貿協議的法律授權依據在那裡?協議文並沒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勉強去找,應該是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之二至第五條之二,規定由行政院陸委會統籌辦理與對岸簽署協定,並得授權民間團體(即海基會)為之等條文。

但依該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其內容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備查。」依此規定,兩岸簽署協議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要由立法院「審議」;若無上開情形,則送立法院「備查」。

若我們審視「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內容,其中第二十二條規定,本協議之附件視為協議內容之一部分,而協議附件一 「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 」,有許多關於對岸的自然人來台居留、居住及對岸的公司來台設立公司、分公司、合夥、持股比例與董事會組成等等規定,與現行我國法律有諸多扞格之處,恐怕需配合修改相關法律才能解決,此協議自應已「涉及法律之修正」。因此,應當是要由立法院「審議」,而非「備查」。

進一步來說,「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不但有對岸來台營業的規範,也包括了台灣人到對岸營業的規定,修改時還要兩方協議為之,其效力已達我方法權之外,明顯與一般行政法上所指之上命下從的「行政命令(法規命令)」僅發生國內效力之情形有所不同,而與「條約」之性質實質近似。依憲法第63條之規定,條約案應由立法院議決;再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條規定經二讀會議決之。

關於兩岸之間的「協議」可否視為「條約」,在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下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但即便是馬英九總統也曾公開表示此種兩岸協議具有「準條約」之性質。

我國外交處境向來困難,簽署國際條約之機會不多,但與無邦交之國家向有不少行政協定。此種協定「若內容涉及人民權利義務、國家各機關組織、或其他重要事項應以法律定之者,則協定締結之作用,並非單純之行政行為,宜視為一種立法行為,參照中央法規標準第五條之精神,上開協定宜經立法院之同意程序,俾使該協定與我國內法具有同等地位」,法務部早在七十九 年七 月三十日就以(79)法律字第 10900 號函釋在案。

因此,就上開各面向而言,「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都不宜視為一種「行政命令」,而適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一條審查逾期即視為審查完畢之規定。立法院今天這種粗殘的作法,豈不是比二十多年前的威權時代還要不如了!

2014年3月14日

若要人權立國,勿使母女分離

越南籍逃逸外勞阿水與本國鍾姓男子帶著八歲女兒玲玲棲身祖墳年餘,日前為就學問題向警方投案。今有報導指出玲玲與鍾男經鑑定似無父女關係,故其與母親阿水恐遭遣返越南,聞之令人鼻酸。

依《國籍法》規定,父或母為我國人者,即取得國籍。玲玲的生父縱非養她多年的鍾男,但其真正的生父也有可能是我國人,玲玲因此即可取得國籍,在此事未能調查清楚之前,說要將玲玲遣送出境,明顯違反其公民權利。

遣送出境恐難相見

又若玲玲是我國人,則屬阿水的非婚生子女。依前述情形,玲玲的生父並未盡扶養之責,完全是母親阿水在照顧。因此,本案若是到法院酌定子女之親權,八成會是由母親取得單獨行使親權的結果。

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使兒童與父母分離,除非主管當局按照適用的法律和程序,經法院審查,判定這樣的分離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而確有必要。台灣雖非公約之締約國,但就保護兒童之普世價值亦應遵守。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條也明文規定: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今日玲玲唯一的親人就是母親,依她們弱勢到要住祖墳的程度,一旦阿水被遣送出境,母女二人恐怕難有再相見的一日。這種拆散母女的粗殘作法難道可以說有考量兒童的最佳利益嗎?

切莫自縛僵化法令

我國入出國及移民相關法規向來忽視本國未成年子女之外籍父母的居留權利。對於外籍人士提防設限,無形中卻傷害了未成年子女受親生父母照顧的基本需求,實屬惡法。多年來民間團體呼籲修法,至今沒有改變。遇到媒體矚目案件,就用專案及民眾捐款的方式來解決,實非長久之計。

台灣要以人權立國,如何處理這個集非法移民、赤貧及兒童等諸多弱勢因素的案例,堪為觀察指標。身為一個公務人員,更要體認自己的一個決定,就可能造成一個家庭走向幸福或悲慘的後果,切莫自縛於僵化的法令,須知方案是人想出來的。彼亦人子也!你不幫忙,她就沒有未來。人在公門好修行,此即其時。

(2014/3/14刊於蘋果日報論壇)

2014年3月10日

鋼琴考

【文化大觀園】鋼琴考 隔牆誰奏悲婀娜 也作西來鐵騎聲

鋼琴可說是西方音樂中最重要的樂器,也是兒童學習音樂之最佳入門。因為其音階完整,觸鍵成聲,在認識樂理、演奏簡單作品的初學階段,是最適合不過的樂器。

現代鋼琴的前身是大鍵琴,其原理是用羽管撥弦發聲,無法控制音量。之後出現用銅楔槌擊打琴弦的古鋼琴,可以靠觸鍵力量的大小來控制音量,但楔槌敲弦後不會自動彈回來,其缺點是無法快速彈奏,音量也過小。一直要到十七世紀,出身於義大利翡冷翠梅第奇家族的樂器製作大師克利斯托弗利,才發明了敲弦後琴槌會自動回彈的鋼琴,再經過百年的改良,現代鋼琴於焉成型。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時代,回回國曾進獻了「興隆笙」、「殿庭笙」兩種鍵盤樂器,據考證即為管風琴及風琴。

而依《續文獻通考》所載,義大利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於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西元一六○○年)曾入貢西琴給萬曆皇帝,而「西琴」即為大鍵琴。

另據清初高士奇撰《蓬山密記》,謂其本人曾於康熙二十四年(西元一七○三年)見過康熙皇帝珍藏「內造西洋鐵絲琴,弦一百二十根」,據信這個「鐵絲琴」即係「古鋼琴」。

然而,不論是「興隆笙」、「殿庭笙」、「西琴」或「西洋鐵絲琴」,都是皇宮大內的玩物,在民間並不普及。

一直要到清末民初,西風東漸的時代,中國才開始認識鋼琴這種樂器。至於「鋼琴」之名從何而來,已殊難考證,但可確定並非由日文譯名而來,鋼琴在日文作「ピアノ」,古稱「洋琴」,並未曾譯作「鋼琴」。而鋼琴之名,係取其有鋼弦之意,這倒是與康熙年間的「西洋鐵絲琴」有著類似的命名規則。

有個相當有趣的文化對照,鋼琴在巴布亞紐幾內亞也是新奇的舶來品,在巴布亞紐幾內亞語中「鋼琴」可能是最長的一個單字,如果照字面翻譯,意思是:「一個大的黑色的盒子,他有許多白色的牙齒,假若你打他,他便會大哭大叫。」(見吳燕和著《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

民國初年,與烈士秋瑾相交甚深的著名才女呂碧城曾寫過一首詩〈聞鄰家琴聲〉,詩云:「雪霽紅樓媚晚晴,蜃窗歷歷夕陽明,隔墻誰奏悲婀娜,也作西來鐵騎聲。」其中「悲婀娜」即是「PIANO」之音譯,而鋼琴被譽為「樂器之王」,彈到慷慨激昂處,猶如鐵騎西來,真是相當傳神而少見的譬喻。在那混亂的時代,諸多西來名詞均屬新奇,尚無定稱,呂碧城的才情方能如此揮灑吧!

(2013/3/10刊於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2014年2月27日

讀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偶感

【書史書趣】讀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偶感


九世紀時,阿拉伯人所著《中國見聞錄》有云:「有GONFU者,為商船薈萃地....紀元二六四年,叛賊PUNZO陷GONFU,殺回、耶教徒及猶太、波斯人等十二萬....其後有五朝爭立之亂,貿易中絕。」

回曆二六四年,即西元八七七至八七八年,時當唐僖宗乾符四至五年。在中國歷史上,正是黃巢之亂,其年黃巢大軍攻破廣州,殺人無算。

是以GONFU者,即「廣府」之音譯,今之廣州是也。PUNZO當即指黃巢。以上記於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里仁出版社)。

然則於西元九世紀時,在中國廣州一地死於黃巢之亂的外國人即高達十二萬人之眾,那麼實際居住或往來於該地的外國人恐當倍於此數。梁啟超稱此事為一千年前的義和團事件。

而這麼多的外國人聚集在廣州工作生活,此於世界航海史是否有重要意義?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到底達到什麼程度,對世界曾產生多大的影響,似乎尚未得到學界嚴肅的評價。

要有十多萬人渡海而來,往來船舶之多,可以想見。這些航海家難道不會發現左近之處,有台灣這麼個大島嗎?在葡萄牙人於十五世紀的大航海時代發現台灣並命名福爾摩莎之前,難道就沒有阿拉伯或波斯的船隻先「發現台灣」嗎?

有關台灣史料之研究,在明、清以前,殊少見於中國史書。指夷州、蓬萊為台灣之說,聊聊數字,早已禁不起現代學術標準的檢驗。日本對台灣之記錄文獻亦以近代為多。歷史學者曹永和先生精研古荷蘭文,破譯荷屬東印度公司於十七世紀留下的龐大檔案,為台灣歷史補上了一大塊空白,也因此榮任中央研究院之院士。而關於中世紀的台灣,目前幾無史料可言,然此或可求之於阿拉伯及波斯的古文獻中。

梁啟超在同一本書中也說了,從事歷史研究需耐煩,「每遇一事項,吾認為在史上成一問題有應研究之價值者,即從事於徹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須知此種研究法,往往所勞甚多,所獲甚簡。.....宇宙間之科學,何一非積無限辛勞以求得區區數字者?....吾儕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結果,博得將來學校歷史教科書一句之採擇,吾願已足,此治史者應有之覺悟也。」

就不知今日有沒有人願意做這種苦功了!

(刊於2014/2/27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2014年1月20日

鄭成功的日本媽媽與中國爸爸

【史海回眸】鄭成功的日本媽媽與中國爸爸


鄭成功之異,在於其父鄭芝龍降清,而鄭成功矢志反清復明,以致滿清皇帝招降不成,把鄭芝龍給處死了。清‧瞿其美撰《粵遊見聞》中甚至曾記載鄭成功舉「殺父報國」之大旗,出沒海上。

 豈君臣之義高乎父子之情邪?當然,南明唐王即隆武帝對鄭成功很好,據《鄭成功傳》所載,隆武帝曾撫鄭成功之背,云:「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賜姓朱,改名成功,賜尚方寶劍,儀同駙馬。後人筆記《東里新談》有載:「福王以芝龍子為太子。」此說雖與史實不符,然當時有此傳聞,亦足見時人對鄭成功之推重。

 彼時中外人士均尊稱鄭成功為「國姓爺」。今日的英文亦從當日古荷蘭文之記載,稱鄭成功為「K o x i n g a」,即「國姓爺」之音譯。

 據《明史》、《明史稿》所載,隆武帝愛好讀書,文思過於群臣,逃命時還命隨從載了數十箱的書跟著,應非昏庸無道之人。

 然而依隆武朝身兼吏部、兵部尚書及武英殿大學士的大臣路振飛所述:「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群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皆臣所甚憂也」等語來看,隆武帝若生於盛世,或有機會成為一代明君,但完全缺乏危機管理能力的他,在亂世中只好走向全然失敗的命運。

 但這樣的一個皇帝,也許仍有其人格魅力存焉,他對少年鄭成功的好,可能並非全然出自討好權臣鄭芝龍的權謀,而有真正的情感連繫,這或許也是鄭成功後來選擇忠於明室的原因之一。

 而鄭成功與父親鄭芝龍的關係如何呢?鄭成功生於日本平戶,自小隨日籍母親田川氏居住在日本,七歲時才被鄭芝龍接回照顧。據《鄭成功傳》所載:「(成功)每東向而望其母,常為芝豹所窘。」可見鄭成功與母親感情深厚,思母之情常溢於言表,而遭到海盜出身的叔叔鄭芝豹取笑捉弄。

 以兒童心理的發展來看,年幼的鄭成功與母親間應有強烈的依附關係,於感情上親近母親是當然的結果;而鄭芝龍初為大海盜,後為南明王朝的大官員,這二種工作都不容易花時間照顧家庭,因此父子感情不若母子親情為深,亦非在情理之外。

 十餘年後,鄭芝龍才將田川氏接到中國,然而南明早已不敵清軍,節節敗退。據日本《長崎夜話草》記載,鄭成功之母在圍城之中歎曰:「遙在異域,事既至此,今惜一死,何面目復見人耶?」乃登城樓投水自殺。清兵吐舌曰:「婦女尚爾,倭人之勇可知也。」

 關於田川氏之死,歷史上眾說紛耘,有說是投井,或謂投水,或稱自縊,也有說是遭到清軍凌辱致死。大抵戰亂之中,真相難明,只好各憑流言摘記。

 然傳聞之中,鄭成功的日本媽媽個性應該相當剛烈,她沒有被清軍俘虜作為威脅鄭成功的籌碼。而母親死於清軍之手,要鄭成功投降殺母仇人,在其情感上恐怕更是難以接受。

 歷來論鄭成功之忠義,多標舉其深受儒家之教,忠君愛國,明夷狄之辨,大義滅親云云。然讀聖賢書之人何其多,道德文章過於鄭成功者亦多如過江之鯽,其中降清的貳臣豈少人哉?

 若回歸人性,從個人的心理層面來看,君恩與母仇,或許才是鄭成功選擇抗清的原因。歷史上的鄭成功之所以為鄭成功,國姓爺之所以為國姓爺,日本媽媽的影響應該是過於中國爸爸吧!

 近世日本人論鄭成功,大抵也愛這個結論,甚至進而認為鄭成功「真大和魂也!」(見台灣總督府《台灣慣習記事》)。但這種說法是把民族、國族上綱到人性之上,都是一種權力者的迷思,更是對鄭成功和他的日本媽媽最大的誤解與不敬!

(刊載於2014/1/19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2014年1月13日

青春˙拍賣

約莫是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台北木柵阿嬤家前方的空地上擺過一場走江湖的拍賣會,口沬橫飛的叫賣者在暝暗燈光裡拿出一把黑色自動折傘,呯的一聲打開,吹牛說這把雨傘有多麼堅固。

那時我心裡想,能不能當成降落傘呢?叫賣者居然就開口說:我這支雨傘有夠勇,若是汝不信,拿去爬起樓頂跳落來,就親像拿著一支降落傘同款,保證你安全落地!

一時間,我腦中出現拿著雨傘輕輕飄落的畫面。現實生活裡,我那勤儉的阿嬤不可能把錢浪費在這種江湖郎中的場子上;我也沒有笨到會去跳樓。但這個降落傘的奇想,好像至今尚未著陸。

又約莫是我研究所一、二年級的時候。基隆八斗子的海邊空地上也擺過一場拍賣會。那小攤往後不到十公尺,就是暗黑無邊的大海。此攤賣的都是些奇怪的膏藥丸散,像是三小罐一百元的褐色藥粉,說是沾一點在香菸濾嘴上,就可以讓尼古丁全部消失。雖說是荒唐之極的吹噓,可還真有人買,因為藥效可能不太重要,醉翁之意還在現場的兩個「辣妹」。


沒有短衣熱褲迷你裙爆乳裝。那二個小妹妹濃妝艷抺,穿了一身都是尼龍紗的大蓬裙禮服。小的那個,大概就十二、三歲的年紀吧!

主持拍賣的老闆,一如刻板印象,是個頗經風霜、身形削瘦、長相猥瑣的中年男子。

同學在旁繪聲繪影的說,這種場子都是帶那個小女生去打針,讓她胸部膨起來,等到晚一點,確定警察不會來,要炒熱場子,就會露兩點云云。

彼時演藝圈的玉女仍壓過慾女。從楊林到方文琳,走的仍是清純一脈。但蜜桃成熟時,我們對翁虹的滿清十大酷刑瞭若指掌,天下又有誰人不識飯島愛呢?少年十五、二十時,臭男生們又能有多清純?還記得曾和某同學在男生宿舍裡暢談古典音樂,他老兄說莫札特他已經聽不下去,太清純了!至少要到柴可夫斯基的程度才夠重口味。就像A片看太多都沒反應了,最後只有放屎放尿人獸交才夠刺激。我不知道九泉之下的柴可夫斯基若聞此言作何感想?反正為了面子,我非得要嘿嘿的陪笑兩聲不可。

夜色裡,伴隨濱海公路上砂石車不時轟隆而過的聲浪。發電機噗噗作響,燈泡昏黃。這小女孩緊緊包住極有可能是裝墊出來的胸前兩粒,有那麼好看嗎?隱隱浮動的,是情慾?還是獵奇?

猥瑣老闆的叫賣聲有氣無力,十來個觀眾意興闌珊,兩個「辣妹」一臉木然,走來走去好像沒有生命的玩偶。

是無聊?還是悲傷呢?青春如此惡俗,偶然瞥見荒蕪,只是當時已惘然。場子未散,我們就走了。

2014年1月9日

日本靖國神社之歷史略談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參拜「靖國神社」,又引發了國際爭端。

 靖國神社之源起係日本天皇對忠臣之祭奠。發生於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的京都東山禁門之變和鳥羽伏見之戰,是日本的國內戰爭,為了祭祀薩摩、長州等五藩為天皇戰死的軍人,乃於一八六九年興建靖國神社的前身「東京招魂社」。

 一八七四年,發生在台灣的牡丹社事件,是日本新式海陸軍成立後首次出征海外,日軍戰死及病死者共計五百三十八人,卻只有十二人得以入祀東京招魂社。可見當時東京招魂社是注重對「天皇」的效忠,對於為「日本國」捐軀者並不特別青睞。

 直到一八八七年,靖國神社創立神職制度,祭祀事宜由太政大臣之手落入陸海軍大臣掌握,靖國神社乃成為日本天皇及陸海軍祭奠戰死者的宗教設施。至此靖國神社才逐漸定型為日本帝國戰死者的祭祀中心。

 以忠臣祭奠為主的靖國神社,入祀者的資格也取決於天皇的意志。依日本的皇民主義,民族並不是可否入祀的標準。琉球人於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後,首次被合祭到靖國神社;北海道阿伊努人,是在一九○五年日俄戰爭後被合祭;朝鮮人則在一九二六年,作為「大正三年至九年戰役」從軍戰死者被合祭。

 至於台灣人,因為反抗天皇的意志及行動很強烈,連明治天皇的叔父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都戰死在台灣。所以雖經台灣總督府一再請旨希望能將戰死的台灣人入祀到靖國神社,比方說於霧社事件中協助日軍擊敗莫那魯道的原住民戰士,卻遲遲得不到天皇的首肯。

 台灣總督府乃於一九二八年自行興建「建功神社」來祭祀戰死者,有別於靖國神社的系統。直至二次大戰後期,日本帝國戰事吃緊,決定要在台灣實施徵兵令,才終於認肯台灣人入祀靖國神社的資格。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的第六十三次靖國合祭中,首次將台灣的漢人共十九人列入合祭名單。

 靖國神社之祭祀活動,源於日本的傳統文化,經過帝國主義之洗禮後,入祀靖國神社成為殉國者的證明,其死亡具有崇高意義。有殉死傳統的日本軍人,甚至會在出征前相約將來在靖國神社再相會。

 二次大戰後,日本淪為戰敗國。靖國神社也由陸海軍大臣手中脫離,成為獨立的宗教法人。但是宗教法人本身無力調查何人才是殉國者?何人不是?所以合祭名單仍仰賴日本厚生省匯集日本全國調查之資料。

 一九四六年,審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責任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俗稱東京大審),將很多日本戰犯判處死刑。當時將戰犯依性質不同分為甲級、乙級、丙級。這些戰犯被法庭剝奪了公民權利,日本政府乃認定他們是犯罪者而非殉國者,所以死後不能入祀靖國神社。

 在盟軍占領時期結束後,日本法務省於一九五二年五月通告同意恢復戰犯的公民權。長久以來,戰犯的遺族們也一再請願,希望能將死者入祀靖國神社。

 直到一九五九年,日本政府終於認定戰犯也是殉國者,應該也有被祭祀的權利,厚生省乃向靖國神社陳報了乙級、丙級戰犯的合祭名單,得到當時最高神官筑波藤磨侯爵的同意,低調的為這些戰犯進行合祭。

 但對於甲級戰犯,則有不同的考慮。乙級、丙級戰犯,是指虐待戰俘、從事不人道戰爭行為等等傳統觀念下的戰犯,多為中、低階之軍士官。但甲級戰犯則是指發動侵略戰爭的決策者,比方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人。這些人在以往可能不會被視為戰犯,因為此前的國際法並不否認國家有發動戰爭的權利。


 在二戰後,日本社會出現一種聲音,認為東京大審判不公平,尤其甲級戰犯更是以「事後法」來論罪科刑,違背了罪刑法定主義,應全盤否認。支持這種看法的遊說團體,便積極推動要將甲級戰犯入祀到靖國神社。

 然而靖國神社的最高神官筑波藤磨侯爵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一直拖延甲級戰犯入祀靖國神社之事;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筑波猝然離世,接任的最高神官松平永芳基於不同的意識型態,旋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祕密合祭了十四名甲級戰犯。

 自此,靖國神社的祭祀行為便隱含了一種政治意義,即對於東京大審及日本應負戰爭責任的否定。

 不過,由於靖國神社合祭甲級戰犯之事進行得異常低調,所以日本首相去參拜靖國神社本來也沒有引起什麼注意。

 直至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時值終戰四十周年,引發了周邊國家的強烈抗議。翌年,中曾根首相便在中國胡耀邦政府的壓力下取消了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程。從此之後,日本首相是否參拜靖國神社便成為東亞國家年年上演的外交角力。

 至於為什麼周邊國家,當初會去注意到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最主要還是來自日本國內媒體的批判及報導。

 對於甲級戰犯入祀靖國神社,是否代表日本否定戰爭責任的意思,日本社會亦有諸多反省。堅持非戰憲法及和平主義者在日本不乏其人,他們對於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也有很多意見。就某個層面來說,這件事原本是日本的國內爭議,最後演變成東亞地緣政治上的重大議題。

 雖然這次日本安倍首相堅稱其參拜靖國神社是「針對為日本犧牲性命的英靈表達最高敬意,並重申不會再度重蹈戰爭慘禍的決意」;日本諸多政要也表示:「參拜是內心的問題,也是個人信仰的問題,不應成為政治問題」云云。然而,歷史情結的糾葛畢竟不是這種政治話術的三言兩語可以打發的。




(本文刊載於2014/1/8、9之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