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0日

鄭成功的日本媽媽與中國爸爸

【史海回眸】鄭成功的日本媽媽與中國爸爸


鄭成功之異,在於其父鄭芝龍降清,而鄭成功矢志反清復明,以致滿清皇帝招降不成,把鄭芝龍給處死了。清‧瞿其美撰《粵遊見聞》中甚至曾記載鄭成功舉「殺父報國」之大旗,出沒海上。

 豈君臣之義高乎父子之情邪?當然,南明唐王即隆武帝對鄭成功很好,據《鄭成功傳》所載,隆武帝曾撫鄭成功之背,云:「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賜姓朱,改名成功,賜尚方寶劍,儀同駙馬。後人筆記《東里新談》有載:「福王以芝龍子為太子。」此說雖與史實不符,然當時有此傳聞,亦足見時人對鄭成功之推重。

 彼時中外人士均尊稱鄭成功為「國姓爺」。今日的英文亦從當日古荷蘭文之記載,稱鄭成功為「K o x i n g a」,即「國姓爺」之音譯。

 據《明史》、《明史稿》所載,隆武帝愛好讀書,文思過於群臣,逃命時還命隨從載了數十箱的書跟著,應非昏庸無道之人。

 然而依隆武朝身兼吏部、兵部尚書及武英殿大學士的大臣路振飛所述:「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群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皆臣所甚憂也」等語來看,隆武帝若生於盛世,或有機會成為一代明君,但完全缺乏危機管理能力的他,在亂世中只好走向全然失敗的命運。

 但這樣的一個皇帝,也許仍有其人格魅力存焉,他對少年鄭成功的好,可能並非全然出自討好權臣鄭芝龍的權謀,而有真正的情感連繫,這或許也是鄭成功後來選擇忠於明室的原因之一。

 而鄭成功與父親鄭芝龍的關係如何呢?鄭成功生於日本平戶,自小隨日籍母親田川氏居住在日本,七歲時才被鄭芝龍接回照顧。據《鄭成功傳》所載:「(成功)每東向而望其母,常為芝豹所窘。」可見鄭成功與母親感情深厚,思母之情常溢於言表,而遭到海盜出身的叔叔鄭芝豹取笑捉弄。

 以兒童心理的發展來看,年幼的鄭成功與母親間應有強烈的依附關係,於感情上親近母親是當然的結果;而鄭芝龍初為大海盜,後為南明王朝的大官員,這二種工作都不容易花時間照顧家庭,因此父子感情不若母子親情為深,亦非在情理之外。

 十餘年後,鄭芝龍才將田川氏接到中國,然而南明早已不敵清軍,節節敗退。據日本《長崎夜話草》記載,鄭成功之母在圍城之中歎曰:「遙在異域,事既至此,今惜一死,何面目復見人耶?」乃登城樓投水自殺。清兵吐舌曰:「婦女尚爾,倭人之勇可知也。」

 關於田川氏之死,歷史上眾說紛耘,有說是投井,或謂投水,或稱自縊,也有說是遭到清軍凌辱致死。大抵戰亂之中,真相難明,只好各憑流言摘記。

 然傳聞之中,鄭成功的日本媽媽個性應該相當剛烈,她沒有被清軍俘虜作為威脅鄭成功的籌碼。而母親死於清軍之手,要鄭成功投降殺母仇人,在其情感上恐怕更是難以接受。

 歷來論鄭成功之忠義,多標舉其深受儒家之教,忠君愛國,明夷狄之辨,大義滅親云云。然讀聖賢書之人何其多,道德文章過於鄭成功者亦多如過江之鯽,其中降清的貳臣豈少人哉?

 若回歸人性,從個人的心理層面來看,君恩與母仇,或許才是鄭成功選擇抗清的原因。歷史上的鄭成功之所以為鄭成功,國姓爺之所以為國姓爺,日本媽媽的影響應該是過於中國爸爸吧!

 近世日本人論鄭成功,大抵也愛這個結論,甚至進而認為鄭成功「真大和魂也!」(見台灣總督府《台灣慣習記事》)。但這種說法是把民族、國族上綱到人性之上,都是一種權力者的迷思,更是對鄭成功和他的日本媽媽最大的誤解與不敬!

(刊載於2014/1/19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2014年1月13日

青春˙拍賣

約莫是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台北木柵阿嬤家前方的空地上擺過一場走江湖的拍賣會,口沬橫飛的叫賣者在暝暗燈光裡拿出一把黑色自動折傘,呯的一聲打開,吹牛說這把雨傘有多麼堅固。

那時我心裡想,能不能當成降落傘呢?叫賣者居然就開口說:我這支雨傘有夠勇,若是汝不信,拿去爬起樓頂跳落來,就親像拿著一支降落傘同款,保證你安全落地!

一時間,我腦中出現拿著雨傘輕輕飄落的畫面。現實生活裡,我那勤儉的阿嬤不可能把錢浪費在這種江湖郎中的場子上;我也沒有笨到會去跳樓。但這個降落傘的奇想,好像至今尚未著陸。

又約莫是我研究所一、二年級的時候。基隆八斗子的海邊空地上也擺過一場拍賣會。那小攤往後不到十公尺,就是暗黑無邊的大海。此攤賣的都是些奇怪的膏藥丸散,像是三小罐一百元的褐色藥粉,說是沾一點在香菸濾嘴上,就可以讓尼古丁全部消失。雖說是荒唐之極的吹噓,可還真有人買,因為藥效可能不太重要,醉翁之意還在現場的兩個「辣妹」。


沒有短衣熱褲迷你裙爆乳裝。那二個小妹妹濃妝艷抺,穿了一身都是尼龍紗的大蓬裙禮服。小的那個,大概就十二、三歲的年紀吧!

主持拍賣的老闆,一如刻板印象,是個頗經風霜、身形削瘦、長相猥瑣的中年男子。

同學在旁繪聲繪影的說,這種場子都是帶那個小女生去打針,讓她胸部膨起來,等到晚一點,確定警察不會來,要炒熱場子,就會露兩點云云。

彼時演藝圈的玉女仍壓過慾女。從楊林到方文琳,走的仍是清純一脈。但蜜桃成熟時,我們對翁虹的滿清十大酷刑瞭若指掌,天下又有誰人不識飯島愛呢?少年十五、二十時,臭男生們又能有多清純?還記得曾和某同學在男生宿舍裡暢談古典音樂,他老兄說莫札特他已經聽不下去,太清純了!至少要到柴可夫斯基的程度才夠重口味。就像A片看太多都沒反應了,最後只有放屎放尿人獸交才夠刺激。我不知道九泉之下的柴可夫斯基若聞此言作何感想?反正為了面子,我非得要嘿嘿的陪笑兩聲不可。

夜色裡,伴隨濱海公路上砂石車不時轟隆而過的聲浪。發電機噗噗作響,燈泡昏黃。這小女孩緊緊包住極有可能是裝墊出來的胸前兩粒,有那麼好看嗎?隱隱浮動的,是情慾?還是獵奇?

猥瑣老闆的叫賣聲有氣無力,十來個觀眾意興闌珊,兩個「辣妹」一臉木然,走來走去好像沒有生命的玩偶。

是無聊?還是悲傷呢?青春如此惡俗,偶然瞥見荒蕪,只是當時已惘然。場子未散,我們就走了。

2014年1月9日

日本靖國神社之歷史略談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參拜「靖國神社」,又引發了國際爭端。

 靖國神社之源起係日本天皇對忠臣之祭奠。發生於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的京都東山禁門之變和鳥羽伏見之戰,是日本的國內戰爭,為了祭祀薩摩、長州等五藩為天皇戰死的軍人,乃於一八六九年興建靖國神社的前身「東京招魂社」。

 一八七四年,發生在台灣的牡丹社事件,是日本新式海陸軍成立後首次出征海外,日軍戰死及病死者共計五百三十八人,卻只有十二人得以入祀東京招魂社。可見當時東京招魂社是注重對「天皇」的效忠,對於為「日本國」捐軀者並不特別青睞。

 直到一八八七年,靖國神社創立神職制度,祭祀事宜由太政大臣之手落入陸海軍大臣掌握,靖國神社乃成為日本天皇及陸海軍祭奠戰死者的宗教設施。至此靖國神社才逐漸定型為日本帝國戰死者的祭祀中心。

 以忠臣祭奠為主的靖國神社,入祀者的資格也取決於天皇的意志。依日本的皇民主義,民族並不是可否入祀的標準。琉球人於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後,首次被合祭到靖國神社;北海道阿伊努人,是在一九○五年日俄戰爭後被合祭;朝鮮人則在一九二六年,作為「大正三年至九年戰役」從軍戰死者被合祭。

 至於台灣人,因為反抗天皇的意志及行動很強烈,連明治天皇的叔父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都戰死在台灣。所以雖經台灣總督府一再請旨希望能將戰死的台灣人入祀到靖國神社,比方說於霧社事件中協助日軍擊敗莫那魯道的原住民戰士,卻遲遲得不到天皇的首肯。

 台灣總督府乃於一九二八年自行興建「建功神社」來祭祀戰死者,有別於靖國神社的系統。直至二次大戰後期,日本帝國戰事吃緊,決定要在台灣實施徵兵令,才終於認肯台灣人入祀靖國神社的資格。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的第六十三次靖國合祭中,首次將台灣的漢人共十九人列入合祭名單。

 靖國神社之祭祀活動,源於日本的傳統文化,經過帝國主義之洗禮後,入祀靖國神社成為殉國者的證明,其死亡具有崇高意義。有殉死傳統的日本軍人,甚至會在出征前相約將來在靖國神社再相會。

 二次大戰後,日本淪為戰敗國。靖國神社也由陸海軍大臣手中脫離,成為獨立的宗教法人。但是宗教法人本身無力調查何人才是殉國者?何人不是?所以合祭名單仍仰賴日本厚生省匯集日本全國調查之資料。

 一九四六年,審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責任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俗稱東京大審),將很多日本戰犯判處死刑。當時將戰犯依性質不同分為甲級、乙級、丙級。這些戰犯被法庭剝奪了公民權利,日本政府乃認定他們是犯罪者而非殉國者,所以死後不能入祀靖國神社。

 在盟軍占領時期結束後,日本法務省於一九五二年五月通告同意恢復戰犯的公民權。長久以來,戰犯的遺族們也一再請願,希望能將死者入祀靖國神社。

 直到一九五九年,日本政府終於認定戰犯也是殉國者,應該也有被祭祀的權利,厚生省乃向靖國神社陳報了乙級、丙級戰犯的合祭名單,得到當時最高神官筑波藤磨侯爵的同意,低調的為這些戰犯進行合祭。

 但對於甲級戰犯,則有不同的考慮。乙級、丙級戰犯,是指虐待戰俘、從事不人道戰爭行為等等傳統觀念下的戰犯,多為中、低階之軍士官。但甲級戰犯則是指發動侵略戰爭的決策者,比方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人。這些人在以往可能不會被視為戰犯,因為此前的國際法並不否認國家有發動戰爭的權利。


 在二戰後,日本社會出現一種聲音,認為東京大審判不公平,尤其甲級戰犯更是以「事後法」來論罪科刑,違背了罪刑法定主義,應全盤否認。支持這種看法的遊說團體,便積極推動要將甲級戰犯入祀到靖國神社。

 然而靖國神社的最高神官筑波藤磨侯爵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一直拖延甲級戰犯入祀靖國神社之事;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筑波猝然離世,接任的最高神官松平永芳基於不同的意識型態,旋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祕密合祭了十四名甲級戰犯。

 自此,靖國神社的祭祀行為便隱含了一種政治意義,即對於東京大審及日本應負戰爭責任的否定。

 不過,由於靖國神社合祭甲級戰犯之事進行得異常低調,所以日本首相去參拜靖國神社本來也沒有引起什麼注意。

 直至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時值終戰四十周年,引發了周邊國家的強烈抗議。翌年,中曾根首相便在中國胡耀邦政府的壓力下取消了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程。從此之後,日本首相是否參拜靖國神社便成為東亞國家年年上演的外交角力。

 至於為什麼周邊國家,當初會去注意到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最主要還是來自日本國內媒體的批判及報導。

 對於甲級戰犯入祀靖國神社,是否代表日本否定戰爭責任的意思,日本社會亦有諸多反省。堅持非戰憲法及和平主義者在日本不乏其人,他們對於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也有很多意見。就某個層面來說,這件事原本是日本的國內爭議,最後演變成東亞地緣政治上的重大議題。

 雖然這次日本安倍首相堅稱其參拜靖國神社是「針對為日本犧牲性命的英靈表達最高敬意,並重申不會再度重蹈戰爭慘禍的決意」;日本諸多政要也表示:「參拜是內心的問題,也是個人信仰的問題,不應成為政治問題」云云。然而,歷史情結的糾葛畢竟不是這種政治話術的三言兩語可以打發的。




(本文刊載於2014/1/8、9之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