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0日

禁書與庶民史觀

近讀中國老作家黃裳先生研究清朝文字獄的《筆禍史談叢》,其中〈談禁書〉一篇談到閩、張遠超所撰《無悶堂集》,其卷七有一〈徐烈婦小傳〉,內容有一節寫到:

「甲寅之變,生靈塗炭。身污名辱,終於不免者,不獨女子也,女子為尤慘,楚蜀兩粵,不可勝數。以予所目擊耳聞者,獨浙閩江右,其死於鋒鏑、盜賊、飢餓、損傷、老弱廢疾者不具論。其姿容少好,騾車馬背輦之而北者,亦不具論。惟其棄載而鬻之者,維揚、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數計。市之者值不過數金,醜好老少,從暗中摸索。」

並說明,甲寅是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年,時當三藩之亂,清軍與耿精忠的部隊作戰。將姿容少好的婦女「騾車馬背輦之而北」的,當然是指清軍。張遠超說,死於戰亂意外的不算,餓死、病死的不算,長的漂亮被搶走的女人也不算。剩下那些沒死、年長、不怎麼漂亮的女性,居然塞滿了維揚(揚州)、金陵(南京)等大城市的人肉市場,情況就像豬、羊的交易一樣,數不清有多少人,買一個也不用多少錢。

說起來這件事和台灣也有點關係。耿精忠和吳三桂向清帝國宣戰時(至於這是起義或叛亂,端視當事人的立場而定),有約台灣的鄭經前來助拳。鄭經是鄭成功的兒子,東寧王國的領袖,他的戰場主要在福建沿海,和耿精忠相重疊;而吳三桂的地盤在雲南,相距較遠。

鄭經一面幫忙打清軍,一面搶耿精忠的地盤,搞得耿精忠兩面作戰。後來耿精忠不敵清軍,投降後反過來協同清軍對付鄭經。這一仗先後也打了十多年,鄭經才從中國大陸全面潰敗,退回台灣。

兵連禍結,人民當然是慘到無以復加。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在這本禁書裡偶留一段,堪供專家查考而已。

歷年來,日本首相是否到靖國神社祭拜、上供,一直是東亞地緣政治的重要議題。不論立場為何,妄加評論者往住惹來一身腥。

然而吾人感歎的是,平民老百姓所受到的殘害,往往是在國族對抗的意識形態下,才會受到重視與紀念。庶民史觀下的人間慘劇常常只能作為國族史觀下的蒼白註腳。前述「甲寅之變」中眾生身受之苦,難道與南京大屠殺有什麼不同嗎?

若說這二件事情年代隔的太久,不可一概而論。那麼當「九帥」曾國荃於西元一八六四年率其湘軍攻破太平天囯的天京後,其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記載道:「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此等全面強姦婦女,殘殺二、三歲幼童作為遊戲的暴行,與拿武士刀舉辦殺人頭比賽、妄言南京無處女的日本皇軍何異?而太平天囯的天京,豈不就是南京嗎?

只因為清軍和曾國荃也同是中國人,所以這些無辜死掉的人民就比較活該,不值得紀念、反省與哀悼嗎?

再想下去,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之慘案,也是在台灣史觀與黨國史觀衝突之下,才從禁忌話題一躍而至神壇地位。至於國民黨先前在中國各省殘害異己的種種暴行,其慘烈未必下於二二八,於今卻早已無人聞問。而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固多本省族群,然並不限於本省族群,外省族群的受害者噤聲多年,於今也多能正面控訴遭受黨國白色恐怖之迫害。

這是一種緩慢且迂迴的進步。在邁向民主國家的道路上,人民終究要學會自己來詮釋歷史。清帝國對《無悶堂集》的查禁及諸多文字獄,國民黨政府先前鋪天蓋地、荒謬無比的禁書政策,雖然已經是過去的歷史,但出版的自由並不代表心靈的自由。

國族史觀下,正如史達林所說,死了一個人是一件悲劇,死了一千萬人就只是個統計數字。如果身為庶民,居然也無視於個人的痛苦,反而跟隨著權力者的眼光來看統計數字,以及對統計數字的意識型態詮釋的話。那麼我們離真正的民主,還有非常遙遠的路。

(2014/9/18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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